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
其中，户籍制度的放开成为备受关注的重点之一。《重点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则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主任徐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上的城市还是很有活力的，这类城市成长性好、人口吸纳能力强，通过户籍政策优化调整，加强城市人口的集聚与产业体系的配套，将有利于保障此类城市的发展。
超大特大城市落户要精简积分项目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
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按照上述划分标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为超大城市，重庆、武汉、南京、天津、成都等均为特大城市。
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户籍，过去往往是严控的。
但去年发改委发布的《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则指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而此次更是释放了“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等利好信号。
实际上，基于吸引人才等因素，近期很多超大特大城市已在放开落户要求方面进行探索。今年1月，广州放宽引进人才入户的年龄限制，学士、硕士和博士分别从35、40、45周岁调整到40、45、50周岁。今年2月，深圳市印发《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和落户“秒批”工作方案》，全面实现4种人才“秒批”引进。
不过，相比而言，北京、上海两地一直以来落户条件较为严格。此外，北京常住人口连续两年下降也一度引发强烈关注。
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截至2018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4.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5万人。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同比减少2.2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
在徐辉看来，对于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存量人才的户籍问题。与一些城区人口在300万—500万的城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来吸引人才不同，北京和上海已经有了大量的人力涌入，其中一些人是高素质人才或有很强的技能，这些优秀的人才需要一个常住的保障条件。
对此类问题，《重点任务》也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
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落户
《重点任务》还全面取消了对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也意味着，有些大城市落户的条件将被放宽。
其实，对大城市的落户，去年就已经有所要求。《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显示，大城市对参加城镇社保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5年，其中Ⅱ型大城市不得实行积分落户，有条件城市要进一步降低社保年限要求；Ⅰ型大城市中实行积分落户的要大幅提高社保和居住年限的权重，鼓励取消年度落户数量限制。
徐辉表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这类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在户籍政策和人才保障方面已出台了差异化举措。而此次从国家层面上确定了相关规定，鼓励这些城市放宽落户条件，也更利于人口均衡地流动，支撑不同地区不同板块的发展，支持经济良性发展，同时也将带动都市圈产业，保障区域的协调共进。
《重点任务》提出，大城市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要素集聚、高端服务和科技创新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发展要分类施策，都市圈内和潜力型中小城市要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公共服务品质，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此外，《重点任务》要求，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督促和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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