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劏房一族的真实生活

香港有关注劏房的民间组织近期对200多户劏房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劏房户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三年前的50方呎（约5平米），大跌至现在的40.7方呎，不但远低于政府公屋最低标准的75方呎，甚至比惩教署监狱囚犯仓人均标准空间49.5方呎还要小。要知道，一个标准的私家车位也要70方呎。

近一年多来，香港的经济饱受重创，市民生计大受影响，最新失业率升至16年来新高，基层市民生活更是百上加斤。在春节前夕，我们走访了几户住在劏房的香港市民，感受他们的冷暖人生。

【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间里下小雨】

土瓜湾十三街是位于香港九龙马头角多个街道的统称，由十三条街组成，在这十三条并不长的街道上，遍布着超过60年楼龄的唐楼。街坊介绍，十三街的住户之前以广东四邑人居多，近年南亚人、非洲人开始涌入，人口混杂，也是该区租金更为便宜的原因之一。

蔡女士居住的唐楼位于十三街的麟祥街，楼梯间不够瓦数的惨白灯光，年久失修，到处是大片脱落的墙皮，杂乱的电线，随处可见走廊里和楼梯口没人清理的垃圾堆。没有电梯，一口气爬上顶楼八楼，一只灰鼠嗖的从脚下飞过。再穿过劏房被分割后特有的又长又窄的走廊，推开蔡女士的家门，还是有些惊讶眼前的场景。对比其他几户人家，蔡女士一家人的居住环境虽不算最挤迫，却无疑是在我们采访的家庭当中最不适合居住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顶的一大块铁板和随处抬头可见的大小不一的白色塑料泡沫板；走进房间，近乎一半的墙皮因渗水而剥落，泛着咖啡色的水渍，有的地方墙壁已经严重开裂；再环顾四周，墙壁上还挂着许多个汽水瓶，仔细一看，都是用来接漏水的。

“到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间里下小雨。”此情此景，少言寡语的蔡女士语带无奈地告诉我们，房间漏水的时候根本睡不着，和业主反映了很多次也不肯修理，“开始时候业主找了一个大铁板让我们兜住这些水，漏了四五年了，后来业主也不管不顾了。下雨时候尤其厉害，屋顶就像筛子一样，没办法只能用这块铁皮顶住先，严重了就要找水盆再接。”

由于漏水问题严重，墙身常年腐蚀，床边、桌子边、厨房还有洗手间都是污渍斑斑，发出阵阵霉味。可就算是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蔡女士一家三口仍然一住就是五、六年，原因只有一个，租金。“这间劏房的租金是每月3,800港币，加上水电费约为4,500港币，对于一房一厅来说真的很便宜，因为漏水所以业主才一直没有加租。但是所有漏水的地方（墙）都会脱皮，曾经也考虑过搬家，联系了两家中介，要么租金更贵，要么就是顶楼加盖屋，更加不行。”

生活就像是被泡在水中。不够入息条件获得综援（政府资助）、买楼又遥不可及，蔡女士家的情况正是典型香港夹心阶层的写照。除了渗水问题，房间内生活起居用品的简陋、厨房用的传统煤气罐等细节都显示着这一家人生活的不易。不过蔡女士没有怨天尤人，心境难得的平和，她说虽然有时忧心，但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一家人，有商有量，难关总会捱过”。

与简陋的家居用品相比，分外显眼的是书桌上放满了女儿的书本、粉红色的流行文具以及字迹工整的笔记。蔡女士说，女儿已经升读附近中学的中一，朋友不少，成绩不错，功课都能自己搞定。而在被问到女儿有没有向父母抱怨过希望改善居住环境时，蔡女士沉默了一下说，在下雨时会抱怨漏水，但是女儿经常会反过来安慰她。“女儿告诉我，她已经住习惯了，而且说这里楼层高，望得远，空气又流通。”

格外显眼的还有床上几件折的整整齐齐的反光工作装。蔡女士的先生是地盘工人，也是唯一的家庭支柱，月收入不算稳定、有多有少，但是可以维持一家三口每月的开支费用。“先生做地盘，一周七天都要返工，收入还可以，但是好辛苦。早上六点多出门，有时到夜晚九点才回来。”

先生努力工作，支撑起这个家，蔡女士说，她和先生有时也会商量钱不够花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结论是唯有“再节省一点”。尽管如此，从她的话中还是能感受到先生对家庭的爱护和责任：有时会心疼百元一盒的口罩钱，但说到女儿最近眼睛近视，覆诊需要不少费用时，“先生告诉我，该看医生的还是要看，这个钱不可以省”。被问到一家人新的一年有什么期望，蔡女士说，他们的公屋申请轮候了四年，仍然还没有消息，所以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公屋申请尽快获批，或是政府对家庭入息的要求没有这么多限制。

访问结束时已接近晚上八点，作为一家之主的蔡女士的先生还没有下班回家，女儿正在房间看书。蔡女士笑着说，“煮上几个菜，等先生回来，一家人一起吃饭”。

【6平米劏房，不够私家车位大小】

阿君是一位年轻的单亲妈妈，独自一人带着两名分别为10岁和5岁的小朋友生活。和蔡女士家相比，阿君居住的算是精装劏房，有装修，租金自然也不便宜——每月5,300元港币，加上水电费需要6,000元港币，可是实用面积却只有60来方呎（约6平米），相当的狭小。要知道，一个标准的私家车位也要70方呎。一张上下双层床、一张饭桌、一个洗手间，一个人转身转个圈，就构成了这方小天地。

站在屋里，我们无法面对面聊天，只能肩碰肩紧挨着站在一起，和我们一起的工联会小区干事和同事只能站在门外。空间局促，生活对象可不少，文具、玩具、衣物、杂物等摆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大部分的用品都属于兄妹俩个。一张上下双层床紧挨着窗边，哥哥在床的上层捧着计算机做功课，妹妹正躺在下层玩耍。阿君说，平时她和女儿睡下层，儿子睡上层，睡觉的时候要把床上的东西（衣服、被子、书包等）摆到外面方能躺平；拉开摆满柴米油盐的塑料置物架，才能打开洗衣机的门。换句话说，在这个家里，想要完成要做的家务，基本上都需要乾坤挪移一番。而一应俱全的锅碗瓢盆占据了饭桌一大半的位置，阿君说，这些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家里做饭经济实惠，也健康一些，为了孩子的营养，做饭煲汤都不可马虎。

房间虽小、杂物虽多，但气氛并不压抑。阿君的豁达令人印象深刻，和邻居的关系也处的不错。由于劏房是一个大单位切割成几家，有点像港式大杂院，我们也好奇左邻右舍做哪些行业。阿君说，虽然大家比较熟，不过人家不讲，她也从来不多口问，但有事需要帮忙就一定会帮。

健谈的阿君并不愿多谈自己过去的婚姻，在被问到搬到这里的缘由时，三言两语中还是能够体会到她曾经的遭遇，“当时辞了工作，带着老大身无一物的出来，刚好有位朋友知道我快要生（二胎）了，说这里可以容身，还有些家具也可以给我。另外儿子要上学，需要赶快找地方住，有个住址才有资格上学。”阿君顿了顿，“也没想这么多，因为急着帮孩子办理入学手续”。当时的阿君栖身于政府辖下的妇女庇护中心，小女儿即将临盆，大儿子报考小学的问题更令她忧心如焚，在朋友的帮助下，阿君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并一手将两个孩子带大。一转眼，小女儿已经五岁。

曾经坎坷，阿君走过了至艰时刻，她说，十分感恩政府对她们的关照，让她渡过难关。综援涵盖了住房租金和生活费用，基本生活可以应付，“能够帮到手”，而且”别说给多给少，政府能帮我们度过生活的危机，我其实已经很感恩了。”不过，随着近几年物价飞涨，阿君也时时觉得手头紧张，只能看钱买餸，在吃上面节省一点。“临近傍晚的时候，街市的菜会比较便宜。”不过说回到兄妹俩，阿君语气则相当的肯定，“小朋友的营养一定要跟上，费用不能节省，因为两个都处在发育期。要省就只能从自己身上省。”

斯是陋室，为母则刚。墙上贴着很多两个孩子在学校拍的照片，脸上尽是无忧无虑的笑容；简陋衣架上挂着妹妹整洁的裙子，还有哥哥颇为威风的军帽。桌子上放着的几瓶儿童维他命丸也格外的显眼，这些细节都显示着这位母亲对两个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用积极的生活态度撑起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三口之家。虽然日常生活以两位小朋友为中心，但阿君也坚持用做义工等方式来回报社会。她说，自从哥哥上幼儿园起，她就开始在学校做义工，近期也到女儿的学校做义工，比如给小朋友讲故事等。而有了闲暇时间，她也会报读小区课程来提升自己。“小朋友去上学的时候，我会到小区中心看看有什么课程，增值自己，像是今天早上，我就刚刚去上过家居收纳的课程。”

说到未来的目标，和蔡女士一家一样，阿君也正在申请轮候公屋，希望改善居住环境。“哥哥一直说想要搬家，最近连妹妹都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去住。我和他们说，妈妈在争取了。”兄妹俩催的焦急。被问到还会等几年，阿君则显得十分平和：”想不出来，想也没有用，这些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每个人都想住的好一些，住的大一些，怎么办呢？不如过好当下的生活。”

感恩当下所拥有的，新的一年来临，阿君说还是希望能凭着自己的双手出去工作，多赚一些家用。“希望孩子大一点可以放手，哥哥能上全日班，妹妹又可以分到小学，我肯定是希望出来做点事情的。”阿君说，留意到大湾区近期多了很多惠民政策，她甚至想过去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发展，但因为要照顾两个小朋友上学生活，暂时无法分身。

望着阿君仍然年轻的脸庞，问她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她笑着说，“没有啦，只想一心一意地培养两兄妹，他们健康，我就开心”。

【一个为人“熟知”的劏房故事】

这是一位大家熟悉的普通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徐天民。他被香港市民广为熟知，是因为在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主任骆惠宁落区深水埗、走进他家的慰问探访。

徐天民一家之前并不住在深水埗，而是长期居于观塘区的一间劏房。2019年9月，他选择搬到了全港劏房最多地区之一的深水埗。租金略微便宜，但每月也要4,500到5,000多港币左右。

从劏房到劏房，事实上，徐天民一家人长期以来都在为生活奔波着。40多岁的他结婚早，一家人蜗居在7、8平方米的劏房中。太太本来在酒楼打工，后来因体弱多病辞掉了工作。女儿今年也22岁了，挤在同一个窄小空间内，日常起居只能用一张被单拉起来当做帘子挡一挡，相当不方便。而为了养家，徐天民做过很多社会底层工作：背水泥、做地盘工人、餐厅服务员、保安等。不过他认为，只要有手有脚够勤快，在香港就一定能够生活，“香港是只要你勤快，你就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 “。

经过努力，徐天民一度在一家酒楼做店面主管，薪水每个月有3万多元港币，假期也比较多。生活一天天的变好，看到了希望，他也萌生了自己开一家饮食小店的梦想。

“我觉得我有这门手艺，自己打了这几年工，手上存了几十万，把家乡房子卖掉，我就想着在香港开个小食店，让我老婆也不用那么辛苦，就是这样想的。”

在大众眼中，低收入家庭可能首先考虑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然后才考虑从事社会及公益活动。而徐天民一家住在劏房，没有工作，还自行出钱出力组织爱国行动，这令很多人好奇。徐天民认为，他热爱香港，这一刻是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走出来；而大批市民对他竖起大拇指赞赏，则令他感悟，自己是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行的是应有之义。

“反正除了房租之外，我自己基本上是没有开支的，我生活上没有那些不良习惯，每个月最少都有二十几天班上，我给我太太寄点钱，维持她的生活，其余的钱我都是投入到做爱国方面的活动。我觉得爱国真的非常有意义，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做下去，无怨无悔。”

如今的徐天民仍然住在深水埗的劏房，以保安工作维生。被问到2021年的新年愿景，徐天民笑着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也很容易满足。“我相信疫情怎么都会过去的，我不要求吃的太好，穿的太好；不会冷，不会饿着，我就很满足了。对香港来说，我希望香港更加稳定，希望通关以后，香港的年轻人真的能够到内地看一看，内地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贫穷落后。多接触一下，多看一下各方面的生活，我觉得我就这样想，这样能让他们去改变心里面以前的那种思想。”

当然，初衷不改，开一家小小的饮食店仍是他的梦想。”总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徐天民语带肯定。

走过深水埗、土瓜湾、九龙城等区，拥挤的楼房挟裹着市井烟火，可能在游客眼中是香港独有的城市特色，却也是大多香港普通基层市民的现实生活，令人感慨。采访归途，不禁想起了一首多年前听过的老歌，《蜗牛的家》：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秦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