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跑街”到银行调查部——《信用的嬗变》述说中国现代征信业之

　征信，简而言之即信用调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各主体行为的诚信显得越来越重要，由此调查收集各工商企业及个人信用状况并提供信息咨询的行业也应运而生。传统的金融机构由于其信用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之上，征信活动较为粗放，跑街是最为主要的信用调查手段。随着新式银行的出现，到了1910年代，西方的征信思想已在上海银行界十分流行，以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首的各大银行纷纷建立各自的调查部门。

　　从以个人为核心的跑街活动过渡到银行调查部设立，是近代征信制度的演进标志。伴随业务量的增加，经营风险逐步加大，银行自身的信用调查部已无法满足调查需要，建立专业的征信机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曾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的章乃器

　　在国人创办征信所之前，上海已出现多家外资征信机构。1932年6月，由本土银行家自发创办的民间征信所——中国征信所终于在上海圆明园路1号正式开业。董事长由章乃器担任。《信用的嬗变：上海中国征信所研究》一书即以此征信所为切入点，研究近代上海金融信用制度的发展变迁。

　　此书作者孙建国首先分析了中国征信所创立的历史、社会环境，探讨其组织结构、属性及征信活动内容，通过一系列翔实的数据资料，论述其在公正与效率、人才与技术、号召与影响等方面比包括联合征信所在内的其他类型征信机构有着更显著的优势。近代的上海，民族银行家面临着国内官僚资本与国外资本的双重夹击，中国征信所虽然不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所设立，但作为银行间联合设立的信用机构，在维护华商信用、降低银行放款风险、提升社会信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上海成为征信事业的中心。

　　申报上的中国征信所宣言和开幕公告

　　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专著《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Trust:The Social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Prosperity）中认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导致其只能经营短期性小企业。针对这一观点，作者援引征信所的调查记录，指出新的社会信任机制随着近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也会更新换代。从调查情况看，中国征信所既服务于大型公司，也服务于中小企业，既调查荣家等大型家族企业的信用状况，也调查普通商贩的信用，大部分被调查者信用状况良好，恶意骗取信用者并不多。甚至连在沪外国洋行、商社也纷纷加入征信所成为会员，承认了征信体系的有效性。这一征信体系已远远超出传统中国人的信任只在家族之内的限制，并且超脱于某一家银行或企业的范围，形成了一个支撑社会信任的中间层。

　　上海中国征信所原址曾在圆明园路

　　本书选题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发展也具有指导性。由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日益现代化，信用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中国金融业转型任务迫在眉睫的当下，如何完善对个人、企业、机构的征信体系构建，加强信用制度建设，防范金融风险成了当务之急。在政府主导、商业自发和第三方参与这三种不同征信模式中，由政府主导的征信模式被论述最多，而由第三方参与的非营利性专业征信机构尚未纳入许多研究者的视野。

　　本书指出，中国征信所始终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在国民政府控制上海金融的情况下，仍独立开展征信事业，成为一个独立于政府且有“话语权”的民间征信机构。书中关于中国征信所与政府、国有金融机构间相互影响作用的分析，对当今征信制度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