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明史视角看全球，世界五大文明古国均以农业立国，有四个文明始于面食加黄金崇拜，唯有华夏文明始于米食（北方小米南方大米）加玉石崇拜。从精神信仰方面探寻早期神圣化和神话化的圣物，在距今3600年前的中国全境之内，尚未生产过一件黄金器物。而代表我们国族精神最高价值的玉礼器生产，则始于10000年前的东北地区。历经数千年传播后，玉文化在距今约四千年之际已经覆盖到国土的大部分地区。对照之下，文明发生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命题得以彰显。这也为思想史的重构找到核心价值的源头。
在《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玉石里的中国》等书中，我曾深入考察中国统一的三次历史浪潮及其叠加效应：玉文化先统一，甲骨文代表的汉字再统一，秦帝国的军事和行政再统一。中国统一的三大浪潮，以往学界没有认识到的，恰是在距今四千年之际发生的第一次统一。那是玉石神话信仰及相关观念获得跨地域的广泛认同和礼仪化表现。最能体现玉文化统一现象的文献话语，是《左传》所记大禹创建夏王朝时的万邦聚会情况：“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于2013年以24部书的规模结项，为我国最大的文科攻坚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创建出一种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范式。
夏商王朝以前的情况又如何呢？至此，根据文献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可暂告一段落，充分发挥和释放出土文物的叙事能量，将为中国道路独特性研究打开前所未有的认知世界。为什么玉文化传承一万年，而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却仅有五千多年？中原文明起源期的神圣王权符号建构过程如何？玉礼器如何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引领王宫经济的发生、城市的起源和跨地区的神圣物资交流？“玉成中国”理论三部曲之三《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就是上述问题意识催生的成果。
玄玉时代，指的是中原及西部玉文化发生的第一个时代，时间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间，共持续了1500年。玄玉一名，出自《山海经》《礼记》《楚辞》等古籍，并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黄帝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目前的知识条件尚无法确认。黄帝叙事中的圣物“玄玉”，则得到中原文化五千年以上的考古实物证明，那就21世纪初在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13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钺群。还有比这更让研究者兴奋不已的信息吗？
2017年4月，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协助下，经由王炜林先生引介，从西安启程后的第一站就到发掘中的高陵杨官寨仰韶文化遗址工地。杨利民领队指引大家观摩刚发掘出土（尚未发表）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钺。随后在陇东的宁县、正宁县和庆城县等博物馆，以及陕北富县的博物馆库房等处，找出一批同类的玉钺。据此写成《仰韶玉钺知多少》系列文章刊发在中国甘肃网。
通过田野考察，大家意识到仰韶玉钺在黄河中游地区特别是泾河渭河流域分布的广泛性，据此撰写《认识玄玉时代》一文（2017年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成为文学人类学方面研究仰韶文化玄玉礼器传统的发端之作。随后就引出了上海市社科特别委托项目“玉成中国”系列著作。
截至2019年，玉帛之路考察共完成十五次田野之旅。十四次皆在西部地区展开，覆盖七个省区的200多县市，总行程数万公里，获得接地气的第一手调研资料数据，对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发生，给出前无古人的实证性认知结果：中原文化与西部的关联纽带，始于五千多年以前的渭河漕运之路。其对象物既不是丝绸布匹，也不是粮食作物，而是建构史前社会等级权力所需的宗教礼仪圣物之原料：甘肃武山县出产的墨绿色蛇纹石玉料。其时代就是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庙底沟期，距今约5300年。随着渭河上游地区的玉料源源不断向关中和中原输送，比渭河源头地区更靠西的洮河流域优质玉料随即进入中原，那就是临洮县的马衔山玉矿。再往后，更向西部延伸到祁连山玉矿、敦煌玉矿、马鬃山玉矿、阿尔金山玉矿等。敦煌三危山旱峡玉矿作为玉石之路的重要节点，承前启后地引出对新疆玉石资源的发现与东输运动。西玉东输运动持续数千年后，最终一环，才轮到叶尔羌河流域玉资源的开发。这个过程直到清代左宗棠大军收新疆后才得以完成，并以玉矿资源为界标划定国家西部边界。
绵延数千公里的西部大山脉，也是世界上最优透闪石玉料储量最丰富地带。从多米诺效应看，五千年西玉东输运动中的前一千多年，是在为发现新疆和田玉而做的准备和铺垫。和田玉后来居上，独超众玉，在周代之后变成中原国家统治者所艳羡的至宝“昆山之玉”。依据新发现的玉石标本，重新确认：在秦岭以西，凡有华夏先民开发透闪石玉资源的山，皆可列入古人所云“昆仑”之列。这样，从马衔山到祁连山、马鬃山等诸多玉山，终于可以连贯成整体。由此划出一个总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这就给记录一百多处出产玉石的《山海经》国家资源叙事谜题，破天荒地找到以科考来解答的途径。至少《尚书·禹贡》所述敦煌三危山出产“球琳琅玕”的历史之谜，已宣告揭破。长久以来，以佛教石窟美术闻名天下的敦煌，如今将再度以出产像和田玉那样的优质玉石，而为世界所知。一段尘封三千多年的历史，就此重新打捞出来，由此带来学术连锁效应，是可期的。
其一，各地玉矿资源采样表明，在商周时期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中原国家与西部的文化关联是怎样的？各个新发现的史前玉矿是按照怎样的路线向东方输送的。黄河的各大支流如渭河、泾河、北洛河、葫芦河、马莲河等，如何构成陇东地区蛇纹石玉资源东输的路网。
其二，如果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存在中原文化与西部的密切联系，那么除了玉石以外，还有哪些重要的物质在发挥作用（如盐、麦子）？延伸调研这部分内容，将给中西交通史填补一千多年的数据空白。可以组成黄河上中游地区全覆盖的文化传播证据链条。
其三，玉石神话信仰驱动的玉文化底层，是华夏文明的基因层。找到先于汉字和先于中原文明国家的文化基因，成为获得深度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知识增长点。从信仰观念到行为，其依次展开的连续性过程，使得文化大国的国家版图向西拓展的动力要素得到解释：玉之所在，国之所在。
其四，玉帛之路的原生性贸易物资是玉石的东输，派生出的才是布匹丝绸的西输。在这同一方向的运输线上，先后接引东来的重要文化要素，依次为三大宗：玉、马、佛。而西输的文化要素，则主要为纺织品——布和丝。就实证意义而言，布匹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丝绸。从当下现实视角看，这条路上的纺织品西输早已终止，只有玉石向内地的东输依然在延续。
绵延不断的五千年之玉路，东西横跨，越过高山大河，长达四千多公里，应是迄今所知最典型的华夏道路，这也是伴随中华文明发生发展全程的脚下之路。
与文明形成过程和西部开发史相伴随，丝路起源史真相的探究，如今可得出结论，重新确认其起始点坐标。这对于开启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与广度认知，具有重树标杆的意义。玉帛之路的系列考察成果，成为文学人类学派创建中国文化理论的基础。为全面记录十五次考察的学术收获，研究会同仁们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两次成果发布会，并陆续编撰出版四套书。
未来理想，是创建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成为带入式体验“中国道路”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课堂，把这一份中华多民族先民用血汗加足迹，浸染而成的无比珍贵的文化记忆，永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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