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考究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历史？

（作者：赵辉）2019年10月19日，位于黄河流域洛阳盆地，投资6.3亿元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历史学界、考古学家对夏朝尚无定论、国家文物局不建议使用“夏都”的情况下，以夏朝中后期国都遗址的名义举行了开馆仪式，对外营运。而同时开幕的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却对二里头遗址的“夏都”属性只字不提。

探寻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从上世纪初在中国诞生考古学以来，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家的诞生是建立在夏文化、夏文明探源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华民族对夏文化璀璨文明的向往与探寻，就没有考古学与考古学家的问世。然而事实非常遗憾，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前赴后继，不仅没能破解夏文化，甚至对于自身“考古学”与“考古学家”的名称来源都没有研究明白，如何能考究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历史？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点研究内容的二里头考古遗址，自有其在夏商周断代方面的重要参考地位，但把它提升到夏朝中后期“夏都”遗址的重要地位，不仅没有六十年考古证明的唯一性，更是缺乏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文化发展脉络支撑。对此，学术界人士比较熟悉与了解二里头遗址的具体情况，也有其各自理解与认识，但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有争议的问题自有其存在的历史缺陷，因为距离历史事实相距太远，再权威的学术地位，再众口一词的历史学术论调，也无法完整清晰地论证夏文化的来龙去脉。

在华夏文化的历史印记中，你很难寻找到商文化的文化影响，如果不是甲骨文的发现，人们甚至不相信商朝的存在。而夏文化、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民族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可以说商文化与夏文化是两种对立的文化，也就是后世引发数次激烈冲突，严重影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两种对立文化。这种文化对立与毁灭在宋、元交替的历史变迁中，表现的极为突出。

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夏文化与华夏文明，究竟诞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是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终极目标。当考古学家对“古”的历史来源与意义还不清不楚的时候，探寻夏文化发源地就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奢望，虽然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在二里头遗址上花费了六十年的时间，耗费了众多学术大家的学术思想。

在硕果仅存的历史文献中，流传下来的“夏之兴也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为我们指明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地理坐标。而距离淮河涂山的北方十五公里处，有一条夏水北淝河；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畔有一座古城。各种历史文化信息显示，我们所述的古人、古代、古时、古史、古文、古诗、考古等等文化历史概念，正是来源于此。古城它曾经作为唯一性的地方存在，被记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之中，“【录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雍伯鼎】王令雍伯鄙于古，为宫，雍伯作宝尊彝。”。在华夏文化历史的传播演变中，“古”字也从一个专有名词，演变为一个年代意义的泛称，让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知“古”字真实意义之所云。

四方湖古城对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对于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掌门人、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来说却并不陌生，刘玉珠正是出生、成长于夏水北淝河的古阳城，距离四方湖古城仅仅三十公里。在古阳城北淝河上游的《蒙城县志》记载：“四千多年前，夏氏就祖居羽山（今苏北、鲁南一带），后徙居夏水（今北淝河）”，做为国家文物局的掌门人，博大精深的夏文化是否在发挥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护佑着淮河儿女将华夏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四方湖古城——一个隐藏于历史记载中、今天名不见经传的古城，有哪些中华历史文化脉络，需要我们铭记的呢？

4100年前，当淮河在流经荆涂二山时受到阻挡，形成“麓高水汇”“怀山襄陵”的洪水灾害，危害涂山地区人民。居住在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区的大禹氏族，带领四方湖古城人民在荆涂二山之间“凿山导淮”，疏通了淮河水道，解救了整个淮河流域的人民，而成为淮河流域地区各氏族诸侯共同拥戴的天子。

出生、成长于淮河涂山的启，继承大禹建立的功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建都于四方湖古城。“禹勤沟渠”建立起来的农业水利系统，为夏朝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农业基础，成为夏朝稳定发展的保障，夏文明得以高速形成发展。农业基础是夏朝发展的命脉，不会如游牧部落四处迁徙，因此，四方湖古城是夏朝唯一稳定的国都，才能形成文化的稳定发展。

公元前1600年前，天下大旱，位于黄河流域的二里头商部落地区部落人民饥不果腹，在商汤的带领下，发动了对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夏朝的突然袭击。当时，虽然天下大旱，但四方湖古城丰富的水利系统保障了农业生产，丰富的河流湖泊为夏朝人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天下富足之地，人民安居乐业。如蒙元代宋，商汤灭亡了夏朝，四方湖古城地区在商朝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大邑商”与南淮夷的战争之中。

公元前1046年，在“大邑商”将全部兵力投入到南淮夷的战争时，周部落千里奔袭朝歌，一举歼灭了商纣王，结束了商朝的统治。南淮夷地区在商朝残余力量的控制之下，利用“三监之乱”，脱离周朝的管理。周公、召公东征南淮夷地区，驱逐了商朝残余力量，将南淮夷地区交由以徐国为中心的自治地区。徐国继承了夏文化，在四方湖古城建都，使得华夏文化在四方湖古城地区稳定发展。

在周穆王时期，徐偃王以仁义思想在四方湖古城建立起的三十六诸侯国力量，受到楚国的算计，突然袭击四方湖古城的徐偃王。徐偃王为本国人民、周朝人民、楚国人民为重，不愿伤害人民，放弃四方湖古城，全城人民北迁徐州。周穆王闻知大怒，帅师收复了四方湖古城，并派军队驻守于古城。这才有了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雍伯鼎】王令雍伯鄙于古，为宫，雍伯作宝尊彝。”“【笱卣】笱从师雍父戍于古次”

文韬武略的周穆王，在四方湖古城修建宫殿，效仿“禹合诸侯于涂山”的大禹，在淮河涂山举行了周穆王的“涂山之会”，成为西周的鼎盛时期。西周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记载“古”字的铭文，也就不足奇怪；“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盛世的象征，在四方湖古城制造，被西周贵族带回镐京，成为贵族终身的荣耀，流传后世。

周宣王时期，建立功勋的尹吉甫被派往四方湖古城的向国，负责南淮夷地区的税赋征收，这就是兮甲盘铭文记载的“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成周四方”真实含义就是成周四方湖古城控制的南淮夷地区。“毋敢不即次即市”即是“古次”“古师”的古城集市贸易。

《诗经》被认为是尹吉甫从民间采集的各地诗歌，而兮甲盘记载的却是来到南淮夷征收税收，这与我们对尹吉甫的了解印象，完全不符。《竹书记年》记载“诗皇甫作都于向”，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向国，尹吉甫工作时期从没离开向国，才会有“诗皇甫作都于向”的结论。“税赋”工作是至今我们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用在尹吉甫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事情，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的向国，为西周中央政权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税收与诗词歌赋。南淮夷地区贡献的税收与歌赋，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源泉。

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向国几十年的税赋工作，促进了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区夏文化发展，促生了《诗经》的诞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里程碑。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的繁荣昌盛，无不与四方湖古城地区高度的文化有关，“淮南旧有于遮舞，隋俗今传水调声”以淮河涂山为中心的“淮南”在隋朝民间产生的《水调》，成为唐诗宋词兴盛的文化源泉。

因此，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文明、历史内容的华夏文化，产生、形成、发展于淮河四方湖古城，是我们探寻夏文化的唯一选择；以探寻夏文化为目标诞生的中国考古学，离开了对四方湖古城的探究，只能是盲人摸象，螺蛳壳里做道场，走不进夏文化的圣殿。中国考古学家，心有所向，才有所成！而不能目光短浅，只能看到汉朝的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