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孝德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以虞舜孝感动天为源头、曹娥投江寻父为主要标志的上虞孝德文化，迄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除了虞舜和曹娥，古往今来上虞历史上还涌现了很多孝德人物，他们用自己至仁至爱的孝德行为，书写着众多感天动地的孝德事迹。如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少时即“乡里称孝”的王充，被举孝廉的东汉名臣綦毋俊、戴就，“合浦还珠”的廉臣孟尝，魏晋时哭父身亡的杜棲，宋代路遇盗寇舍身救父的赵善傅，十世同居、朝廷诏旌的“孝义刘家”，挡刃护祖、被乡里无赖断喉致死的十岁少女朱娥，明代取肝救母的俞正仪，冒死护父骸归乡的杜云，清代敬嫂如母的状元梁国治，赈灾湖广的经元善，近代捐资创办春晖中学的陈春澜等等。据史书记载，历史上上虞有名的孝德人物达50多人，仅清代县志有载的孝女节妇便达270人左右。

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承和洇漫，孝德文化已内化为上虞人文精神中一脉永不湮灭的旺泉。而与其他地域相比，上虞孝德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更赋予了这脉旺泉以绚丽的色彩和盎然的生机。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孝与德的高度融合。孝为德之首，孝乃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广义的德还应包括为君为臣的政治品德，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公德，为人父母儿女者的家庭美德。而孝与广义之德的高度融合，成为诸多上虞孝德人物的共有特征。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虞舜，以贤德孝行著称。虞舜“德圣”除了体现孝以外，还体现在他大公无私、举贤任能、立纲立法、以德化人等方面，虞舜把孝作为立身之本，把德作为治国之策，两者的高度融合成就了舜的大业。26岁中进士，官至吏部、户部尚书的倪元璐，在任期间曾7次上疏崇祯要求辞官返乡侍奉老母，当面临明王朝灭亡时，他舍生取义，毅然自尽，谱写了一曲忠君践德的赞歌。忠孝不能两全，惟崇孝尚德之人才会有如此喟叹和纠结。一代廉臣孟尝，在家乡任郡吏之时曾因历尽艰辛为冤死的孝媳包娥平冤昭雪而孚美名。他任合浦太守后清廉为民，除弊兴业，终使“合浦珠还”，此中间为孝妇平冤昭雪的弘孝之为与“合浦珠还”的为官政德，岂无内在的必然。也正因为孝与德的高度融合，上虞孝德文化其内涵与伦理更胜于其他地域。

二是生命色彩尤为强烈。纵观古往今来的上虞孝德事迹，其生命色彩的强烈为又一鲜明的特征。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自不必说了，明代时8岁的孝女诸娥，父亲受到诬陷被判了死刑，两个哥哥为父申辩亦受牵连要问斩。诸娥与舅舅上京城为父兄申冤。当时规定，凡为判死刑的亲人申冤，先要在大堂上爬钉板，才可递状申冤。舅舅劝诸娥，你小小年纪，怎么受得了这种残酷。诸娥说，为了救父亲和哥哥的命，爬钉板我不怕。在刑部大堂上，爬钉板的诸娥九死一生，终于把状子递了上去。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因此被无罪释放。而受了重伤的诸娥，不久便死了。类似诸娥这样在生与死等极端状态考验下喷发出的舍生取义的凛然和壮烈的行为，在上虞孝德人物中绝非个例。挡刃护祖的朱娥、救父而亡的姚镗、冒死护父骸的杜云、孝感猛虎的闻思严，以及取肝救母的俞正仪等等，无不如此。也因为有了这些情感和生命色彩尤为强烈的感天动地的孝举孝行，上虞孝德文化与其他地域相比，更具震撼力，也更富形象力与教化作用。

三是孝德与善行并举。元代上虞有个姚天祥官至江淮提举，他不但是个大孝子而且善待乡邻。弃官经商致畗后，他在办义学、置义仓、设“惠药局”的同时，还在自己的家门口建造了一个“望烟楼”，每天早晨登楼向四处观望，发现村子里没有炊烟升起的地方，便知道那里的人家断了粮，即拿出家中的粮食送去接济。民国时期曾任上海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理事的上虞人裴正庸和妻子罗德琴是闻名乡里的孝子孝媳，裴母去世后，裴正庸夫妇特地在母亲墓旁建了一座忆母楼以光扬母亲恩德。忆母楼建成后裴正庸夫妇又历时数年、捐资数亿（旧币）新建本乡“时化小学”以造福桑梓，蒋介石、陈布雷等曾专门颁给裴正庸夫妇“热心教育”、“效实储能”等匾额。如果说姚天祥和裴正庸是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从捐造浙东海塘的连仲愚、赈灾湖广的经元善、捐资创办春晖中学的陈春澜到获2015年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著名爱乡楷模张杰，众多上虞的孝德人物传承着虞舜厚德载物、以德化人的入世精神和儒家的文化思想，将对家庭、长辈的孝，扩展到桑梓和社会，以多行善事、报效家乡、造福社会，作为自身的终极追求。这样的孝德与善行并举，作为上虞孝德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质，让世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