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我与徽因居住在沈阳。那段时间，工作的繁重，抚育孩子的辛苦，再加上对东北气候的不适应，徽因支持不住，卧病在床。
12月底的一天，家里来了位客人，徐志摩。
徐志摩听说徽因身体抱恙，特意赶来探病。看到沈阳医疗条件太差，气候又太寒冷，徐志摩便劝我和徽因还是回到北平治疗。
我们觉得他说得在理，听了他的劝，把家安置在了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
安顿好后，徐志摩也住在我们北平的家中，一直照顾着徽因，直到农历新年前，才匆匆赶回南方过春节。
十年前，徐志摩与徽因在康桥那段往事，很多人都知道。虽事隔十年，徐志摩此时也已再婚，但毕竟是曾有过深情的彼此，换作别人，可能会难以接受这种情形吧。
不过，我心中却不这么想。
我知道我的妻子林徽因有多吸引人，知道她的追随者有多热烈，包括后来逐林而居的金岳霖，这些我全一清二楚，但我从来不吃醋。
这其中的缘由，听我说完，想必你便能了解。
我和徽因的初识，始于我俩的父亲。
1918年的一天，17岁的我遵照父亲嘱咐，前往父亲好友林伯父家。父亲说，让我认识一个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徽因，当时她还只有14岁，两条小辫，双眸清亮，五官精致似有雕琢之美。一件浅色半袖短衫，配着一条及膝黑绸裙，飘逸得如同一个小仙子。
当时的我已入读清华学校，喜欢钢笔画，一次作画好几种，常为校刊配图；钢琴、小提琴、短笛也是我的长项，后来干脆与人组了支乐队。
我也爱运动，校运会上跳高常拿第一，各门功课，成绩都挺优异。
1921年，徽因在随父游历欧洲后回国了，我与她重又见面。此时的她，眼神仍然清亮，只是偶尔会带着些许忧郁。
为了逗她开心，我邀徽因和她的几位表姐去清华看演出，当时我担任清华乐队的指挥，我穿着乐队制服在台上演出的样子，逗得徽因乐不可支。
还有一次，我约她一起逛太㾄，刚一进去我就消失了，慌得徽因四处寻找。我在树上唤了她声，她抬头一瞧，看见我时，笑弯了腰。
直到很多年后，这一幕情节每每回忆起来，徽因的脸上还满是笑。
我们的关系充满了单纯和快乐，也有着对艺术共同的热爱。
北海公园松坡图书馆成了我们经常相约的地方，那里有着一处幽静雅洁的院落，叫快雪堂。因为父亲的关系，我有钥匙。
当时的徐志摩也在松坡图书馆当英文秘书，那时他仍盼着徽因能回心转意，于是，周末，徐志摩也常常去快雪堂。
他去的次数多了，我心里便起了反感，恋爱中的年轻人嘛，谁还没个争强好胜的呢。
我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恋人需要独处。
看到这，徐志摩才怏怏而去。
我和徽因的感情渐渐稳定。1924年，我考取了公费留学，不久，徽因也考上了半官费留学，我俩一同赴美，入读宾西法尼亚大学。
在宾大，徽因很快成了小有名气的新闻人物。当地一家报纸还刊登了一篇对她的专访。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当时的建筑学，一向只有男生对它感兴趣。一个美丽的东方女郎会爱上这门课程，令很多人不解。而且，徽因设计的作品一向都能拿最高分，这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再加上徽因自身揉合了东西方不同的元素，既娴静又富有幽默感，既爱笑又富有浪漫的艺术气息，她实在是太耀眼了。
只不过，在这段留学期间，我与徽因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两人常拌嘴。
有时，她想让我陪她出去野餐，可我却想把手中的绘图作业先完成；
有时，我们会就一个设计问题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小到一盆花的摆放，也会成为我们争论的源头。
姐姐为此还戏称我俩，“一对欢喜小冤家”。
几年下来，虽然我们的相处中并不全然是愉快，但我们仍旧稳稳地迈向了婚姻殿堂。
1928年3月21日，我和徽因的婚礼，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举行。
她不愿按当时惯常的做法穿西式婚纱，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风韵的头饰和礼服。
那套斜襟礼服，裙裾曳地，有着极富民族风格的滚边。状如王冠的头饰，流苏轻垂，烘托着她那美丽的脸庞。
我们的婚礼，轰动了加拿大新闻界，那股浓郁的东方风情，吸引了众多记者。
新婚之夜，我将积存心中已久的问题抛向了徽因：“有个问题我只问一次，今后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我知道，追求她的人很多，而且当时的徽因，心中对徐志摩并不是完全没了感情。
徽因顿了顿：“这个答案太长，要用一生时间来回答。”
那时候的我，心中只有爱情，脑海里盘踞的，都是她美丽的风姿，她聪慧的头脑。但如果要我说，自己有多了解她，有多懂她，还真谈不上。
婚后，我们磕磕碰碰了好一阵。
徽因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而我，向来喜欢按部就班。因此，我俩的生活中，常会出现无可避免的碰撞。
有时，我们的棱角都刺到了对方。
不过，渐渐地，我们都开始重新打量彼此的距离。现实生活中的琐碎，我们没法避免，只能在保留自我的同时，渐渐学会体谅和化解。
我们的感情，也从绚烂的瞬间，过渡到了平淡的长久。
每周五晚，我们的家就成为了北平的文化沙龙。
学者鸿儒，川流不息。
徽因精于鉴赏，为人热情坦诚，极具魅力。她总将她对艺术独特的领悟、深刻的见解，滔滔不绝地倾吐而出。她的谈话充满了创造性，既有诙谐的轶事，又有敏锐的分析。
就连徽因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后来都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太太客厅”的情景：
“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谈锋犀利的徽因，哪怕婚后，哪怕有了孩子，也仍有众多爱慕者追随。
这其中最为深情的，就是老金金岳霖了。
其实老金最初与徽因相识，还是徐志摩引见而来。从那之后，每周五，老金和其他人一起相聚在“太太客厅”，到了周六，徽因便和众友一起齐聚在老金家的“湖南厨房”。
1931年，我从外地考察回来，徽因哭丧着脸告诉我，她苦恼极了，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血液凝固了，呼吸也困难了。
不过，我仍是感谢徽因，她足够坦诚，没有把我当傻丈夫。她在和我诉说时，那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妻子在和丈夫说话，而是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帮忙拿主意。
我想了一整夜。
老实说，我对老金这人还是挺佩服的，他那哲学家的头脑，常令我折服。
我想，徽因是自由的。她如果想选择老金，我祝福他们。
我把这话对徽因说出来后，我俩都哭了。
徽因把我的话转告了老金，老金退出了。但他对徽因的感情一直没退却，也无法退。
此后数年，老金一直逐林而居，除却中间战乱的几年。我和老金也一直是朋友，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我会去请教老金；我和徽因闹口角了，也是请老金来仲裁。就连孩子们，我也让他们叫老金“金爸爸”。
我和徽因之间，再也没谈起过她和老金这段往事，我信任徽因，也信任老金。但我觉得，除了信任，更多的，是因为这时的我，已与徽因相处多年，我懂她。
她的思想自由、活跃，遇上老金那样极具哲学思辨的头脑，碰撞出火花在所难免。难得的是，她对我没有隐瞒，这说明，徽因的内心是坦荡的。
徽因她实在是个很特别的女人，说实话，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有时会很累。
她在文学、艺术、戏剧、建筑乃至哲学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复杂的琴弦，和她在一起，我必须保持和她同样的敏捷反应，才能跟得上她的节奏。
这种“累”，我心甘情愿。
当我沉浸在做徽因丈夫的“辛苦”中时，徽因的身体已出了问题。
1931年，徽因就已被查出患有肺结核，这个病，好好休养很关键。我也曾劝过徽因不要太劳心劳神，不过，她哪会闲得下来呢。
她拖着病体多年，经常咳嗽、发烧，即便如此，她仍一心扑在对古建筑的研究上。看过她写的研究报告，伴着她度过的那些病重的夜晚，我对徽因的感情中，多了很多敬重。
徽因的学术报告读来就像一部隽永的文学作品，很少会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
比如，她在《平郊建筑杂录》里曾这样描述卧佛寺：
“据说，正殿本来也是卧佛一尊，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
在她眼里和笔下，这些木料砖石全都是有着灵气的生命。
营造学社成立后，徽因与我一起前往山西大同考察古建筑，那里古刹林立寺㾄众多，可生活条件却不是一般的糟。
我们找遍全城也找不到一个下榻之处，最后还是在一个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家中住了下来。当时的一日三餐由大同市政府安排，在一家酒楼里，每顿饭就是一大碗汤面，再无其它。
徽因形容这种考察是“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前一分钟还没从肮脏与臭气中缓过来，后一分钟看到那些人文和景物美丽的色彩，又疲劳顿消。
一个纤纤女子，就这样，不顾病痛，不顾劳累，和我一起跋山涉水。
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营造学社调查了137个县市，遍及全国15省，勘察了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了206组建筑，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可想而知，徽因参与其中，有多辛苦。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系正式成立。那时我经常需要远行，徽因体力实在不支，只能留在北平。
当时，医生已多次警告她，她最多只能活五年。
我很不放心她的身体，可她却不以为意，不但极力支持我远行，还告诉建筑系那些年轻老师，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她。
一个新系创立后，有大量事情需要处理，并且一开始，徽因在建筑系是没有任何职务的。可她就那么躺在病床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每天见同事见学生，仍和以前一样，滔滔不绝。
她有十分的力气，一定要使出十三分。
换别人，被医生如此警告了，定会处于静养中，可她却偏以精神做支撑，争取分分秒秒。
她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说：“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对她来说，如果不做点什么，哪怕躯体是健康的，精神也无异于死亡。
十年间，她随时面对死亡，心里却没有太多的悲观。
师生、好友们见她如此，每次见徽因前，必要找个说话能刹住车的一起同行，这样能及时刹住话头，告辞，以免徽因过度劳累。
一次，建筑系的速写课要画真人裸像，模特已经请好了，有三个女生逃了课，不敢去。
教美术的教授气得说道：“去问问你们的林先生，她当时上不上人体写生课。”
徽因对这三女生不免又是一番开导。这三位女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感慨不已。
当时，国内普遍的观点都认为，建筑系就是工程类的，我和徽因对此极力反对，尤其是徽因，她再三提出一个观点：
“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清华的建筑系，在我们的努力下，后来形成了理工与人文结合的学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后，会做景泰蓝的师傅已寥寥无几，徽因极力建议将这些师傅找回来。在她的指导探索下，设计制造出了一批优美古朴的新式景泰蓝器物。
设计国徽时，当时她已只能半卧于床上。她让人特制了一个能在床上用的小几，每天坐床上画图，累了就往后躺一躺。
每次朋友们来，都会看到徽因那间屋子里，铺天盖地摆满了图纸。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我们参加设计的国徽图案，徽因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
二十多年的婚姻行至此处，这个女人，既是妻子，又是朋友，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难得的合作伙伴。
年轻时相爱的激情早已淡去，我眼中的徽因，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震慑我心。
在别人眼里，徽因只不过是我的得力的协作者，可实际上，她却是我灵感的源泉。
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1954年秋后，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整日整夜地咳，眼窝深深陷了下去，瘦得让人害怕。
那年冬天，我们把家从清华移居到了北京城内。
次年一月，我也感染了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徽因住进了我隔壁的病房。我只要稍微好点，就会去到她的病房陪她。
3月底后，徽因一直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当时，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3月31日夜，徽因对护士说想要见见我，护士见夜深了，告诉她明天见吧。
可徽因再也没力气等我了。
第二天清晨，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昏迷的徽因时，我被人扶进了病房。从不流泪的我哭得不能自已，不断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
6点20分，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徽因这一生，爱过几个人，有过几番纠结，但她始终以最大的理智来处理这些情感。她对得起我，对得起这个家，更对得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教育。
情感永远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支脚，更多的时候，她的心中，装的是文学艺术，诗歌建筑，装的是民族振兴，国家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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