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与玉文化的发展

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脉动都会对玉石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战乱不断，汉代以来统一的帝国文化崩解。但每一次的“分”，也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创造了生机。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文化变革之际，此间的玉器与玉文化发展遵循着“传承摒弃、吸收融合、创新发展”的历史演进规律。

一、继承与延续：吉祥文化玉器观

两汉时期，富有吉祥寓意的玉器开始流行，例如：绘有四神像图案的玉器、玉辟邪、刚卯和严卯、刻有征祥祝词的玉器等。吉祥玉器的功能主要是，驱邪避凶和祈福纳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一些富有吉祥意味的玉器样式依然延续下来。主要有：玉辟邪、司南佩、绘有四神像的玉佩等，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样式，如玉如意。此外还有，丧葬用玉中，玉猪因承载着传统文化中多子多孙、财富的象征，在南朝汉文化统治区较为流行，用玉思想得以延续；玉蝉在魏晋时期有着高洁脱俗品格的象征，虽然出土丧葬玉蝉较少，但玉蝉造型的玉以及包含的积极意义延续时间最长。

从出土资料上看，玉辟邪的形象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作为陈设摆件，多为传世品；另一种是珠串饰，珠串饰类出土较多。说明吉祥玉器中富有的吉祥寓意，是最容易被历代文化所接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宇宙观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更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更加注重现世的生活。道教通过清整文化，一些富有驱邪避凶和祈福纳吉寓意图案、理论学说被当时士人所推崇。吉祥玉器是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生活幸福快乐的社会心态的体现。

二、衰落与摒弃：传统儒家用玉思想

经学和名教的衰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经学倡导的礼制和等级为魏晋士人所厌弃。名教的礼仪规则和伦理规范都是围绕“三纲五常”所展开。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离，战乱不断，世家大族主导社会，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儒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丧失了功用，这种纲常名教的权威性便遭受到严重的挑战。经学式微、名教衰落也标志着儒学陷入困境，以正名定分为内容的礼教、儒家哲理化的伦理化的学说都被世人所诟病。

例如，魏晋士人认为汉师“拘虚迂阔”，更有魏帝曹髦在巡视太学时，以刁钻的问题反复责难经师。魏晋士人对那些礼法儒学丛生表现出的佩玉服饰、行为举止极为不耻。如阮籍在《咏怀诗》中讽刺洪生“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的样子实在是“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再加之，这一时期玄学思想盛行，佛教人生观的影响，人们对传统儒家用玉思想也就产生了转变。礼玉、丧葬玉类玉器承载着汉代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出土资料很少，许多玉器样式和用玉制度，已不再为魏晋士人所需要，人们通过选择与摒弃，最终礼玉和丧葬玉没落。

三、杂糅与创新：社会风尚下的用玉新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人生兴废无常。人们的哲学观、宇宙观开始发生变化。士人开始疏离社会和国家，更加关注个人生命的存在，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玄学，杂糅融合了老庄思想、儒家经义和名理之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时代思想的新发展。社会风气上强调简易，即王弼所说的：“天地易简，万物各在其形。”表现在玉器工艺制作方面，便是喜欢简单朴素、不事雕琢的玉器。

魏晋南北朝对当时的士人来说是一个解放个性，放荡不羁的年代，玄学强调追求人格上的玄远和自由，思想上的宁静与超脱。当时士人蔑视礼法，追求洒脱行为，崇尚“魏晋风度”，喜欢思辨清谈。清谈时，士人们喜欢执白玉柄尘尾以示其高洁脱俗。他们喜欢宽衣博带、熏衣削面。一些士人尤其注重样貌和自我修饰，美男子更被称为“玉人”。世人喜欢寄情山水，田园之乐，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器物的装饰题材上，创造出了不同与前代的器物样式，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特点。此一时间还流行起了“食玉之风”，致使有人遍挖古墓求玉料。

在这一时期这些社会风尚影响下，人们用玉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可能是促进玉器工艺的进步与创新，也可能是阻碍与衰落。总之，玉器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在这一时期，不论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器物新形态，还是赋予器物的新的文化寓意，都与这一时代的某种时代思想文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四、交流与互补：用玉思想的差异与整合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胡、汉之间通过胡汉一体化，经过文化的碰撞、融合、互补，最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博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玉思想和用玉制度亦是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体现，并且这一时期产生的新的玉器样式对隋唐玉器发展影响深远。例如，玉佩、玉钗、蹀躞玉带，都是胡、汉之间文化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中国与海外的交流日渐频繁，外国的玉器及其他工艺产品传入中国，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原玉器工艺、手工业技术的水平。

从地域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南北方的玉器与玉文化发展也不尽相同。三国以降，北人南迁，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为南方地区带来大批手工业劳动者，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南方地区玉器制造水平也迅速发展，远胜于北方。南北方思想学术发展也存在着差异，正如《隋书·儒林传》中评价：“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也对艺术创造领域产生了影响。南方直接承袭了华夏衣冠的传统文化，在多方面都保留有汉文化传统，因此，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用玉文化传统迅速恢复，从工艺水平和出土玉器数量上来看，南方相对具有先进性。

然而，这种差异也并非亘古不变的，在不断的文化发展进程中，隋唐文化对其进行了整合，南方地区逐渐在唐代成为全国制玉中心，北方地区产生的玉器新样式亦传承至唐代，最终迎来了隋唐玉文化的新发展。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战乱不断，但文化却迸发出新的生机，多元文化的共存，这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玉文化，在此一时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玉器与玉文化，和整个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

从玉器本身来看，它可借助其光润莹洁的肌理质地，展现其独有的象征意义；借助造型结构、纹饰图案，表达使用者的文化观念，诠释设计者的思想内涵，展现制造者的匠心独运，正所谓既是技术的艺术，又是艺术的技术。从时间层面来看，玉器既传递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信息，又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个体的文化精神追求。

从空间层面来看，玉器融合汇聚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并把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思想、社会发展、历史变迁提炼凝聚在玉器艺术创造的瞬间。从文化层面来看，玉文化既是儒释道观念、魏晋玄学、哲学宇宙观、礼仪制度等多元文化的艺术展现，又与经济水平、科学技术进步密切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与玉文化发展遵循着“传承、摒弃、吸收、融合、创新”的历史演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