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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甚至百姓向皇帝上书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譬如汉文帝时期，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给皇帝写信。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四品以上地方官、七品以上京官，也均可直接上书皇帝，他人无权拦截查看。至于品级在此之下的官员，理论上也可以给皇帝写奏疏，不过要经上级官员逐级审阅后转交。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向最高层反映民情的渠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畅的，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得要好。但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全国朝野上下，每天寄送给皇帝的各种奏书多如牛毛，皇帝根本看不过来。
当然了，低层官员的上书，皇帝不一定有时间打开看，即便看了也未必往心里去；而二品以上官员的奏疏，皇帝是必然会看的，一定、肯定以及确定。但皇帝是否采纳官员的奏疏意见或建议，则另当别论。
实际上，从大基数的统计学角度看，皇帝采纳官员的上书建议，概率并不高。但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中高层官员无不热衷给皇帝“写信”，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工作标配，也是他们彰显为官政绩、争取脱颖而出的几乎唯一机会。
在这种大环境下，但凡有哪个官员的奏疏有幸被皇帝重视或点名表扬，他都差不多要欣喜若狂、跳起来一下子，因为太难得了。对官员来说，写十封奏疏，有两份得到皇帝的首肯，就算成功。
而在清代中期，有一个叫韩鼎晋的官员，在为官二十六年的时间里，三十多次向皇帝上书提意见，统统被皇帝采纳。韩鼎晋的这一记录，堪称史上之最！
韩鼎晋是四川长寿人（今重庆长寿区），于乾隆六十年（1795）考中进士。也巧了，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嘉庆登基（仍沿用乾隆年号）。所以说，韩鼎晋的当官生涯，主要集中于嘉庆执政期内。
可以说，韩鼎晋是嘉庆皇帝看着“长大”的，眼看他从进士走向高官。众所周知，嘉庆对乾隆朝的官员多有不信任。
可见，韩鼎晋能深得嘉庆的信任，多半跟他从官场“白纸”起步，伴随嘉庆一起成长有关。
同一年，一个初入官场，一个初登皇位，彼此“关照”，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默契君臣关系。
品藏天下匾额博物馆，现存有一块韩鼎晋题写于道光二年（1822）的牌匾【文魁】，他时任福建学政，题匾送予一位福建籍举人。
清·道光壬午（1822）年 韩鼎晋题【文魁】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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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鼎晋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上任福建学政的，一年之后嘉庆驾崩了，道光继位，但韩鼎晋仍留任福建学政至道光二年。
嘉庆皇帝喜欢采纳韩鼎晋的上疏意见，道光皇帝也照样信任韩鼎晋，对他的意见一概采纳。因此，经历两朝皇帝下来，韩鼎晋终于成就了自己给皇帝提意见百分百被采纳的傲人记录。
尤为难得的是，韩鼎晋生前恐怕不会想到，两百后，他的为官成就和廉吏形象，受到了极高的评价。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点名表扬清代好官韩鼎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生前受古代皇帝信任、身后被中纪委表扬，韩鼎晋何德何能，得以跨越时代的鸿沟，成为名垂青史的清官廉吏？一切都要从他的官场作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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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鼎晋从乾隆六十年入职翰林院开始，就以见识敏锐、敢讲真话闻名。彼时新登基的嘉庆皇帝也想打破清朝社会沉闷的局面，想要有一番作为，因此他对韩鼎晋这种洞察力好、为人正直的官员，天然地抱有好感，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嘉庆九年（1804），韩鼎晋当上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御史这种职位，专门跟官场不公、社会不公作斗争。但韩鼎晋想要“斗争”的事物，不止于不公现象，而是更为深远：他不想在微观的事情上过多纠缠，唯将目光投注于能改变社会局面的事情上。
韩鼎晋想要改变的第一件事，是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教泛滥的局面。
清代天主教老照片
早在康熙年间，由于诸多西方传教士帮助清廷制作地图等有功，康熙皇帝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小范围进行传教活动，即限定区域传教，且传教士须在指定的地方居住。
后来随着参加天主教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西方教会的做法越来越出格了。比如中国人一脉相承千百年的中华礼仪，如祭祀祖先等活动，被西方教会干涉，他们要求中国教徒不得参加这种“礼仪”。
康熙一看这还了得，我们泱泱中华的古老礼仪，是嵌入国民骨子里的文化认同，区区西方传教士竟敢横加阻挠？康熙一怒之下，严令禁止西方天主教在华继续传教。
在历史的视角下，康熙的传教禁令显然有它的合理性。康熙之后，雍正皇帝也持续了这一禁令。但到了乾隆后期，禁止西方传教的政策虽然还在，但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认真执行了。
不知不觉间，西方教会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官员都加入了天主教会。对于一个东方国家、一个东方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方天主教对中国社会形成了文化、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冲击。更严重的是，世人见惯不惯，习以为常，逐渐地就麻木了。
韩鼎晋是麻木世相中清醒的一位。就在他初任御史的同一年，他上书嘉庆皇帝，强烈建议禁止洋教士传教。这一针人间清醒剂，一下打到了嘉庆的心坎里，他当即批示同意并采纳韩鼎晋的意见。
但嘉庆是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迟迟没有下达查禁措施，这一拖又是一年。直到嘉庆十年（1805），广东爆发天主教教徒陈若望帮西方传教士传递敏感地图事件，御史蔡维钰重提禁止传教建议：“请陛下执行韩鼎晋的建议，尽快查禁洋人传教。”嘉庆这才下令即刻在全国展开查禁行动，有力限制了洋教士以传教为名、行文化颠覆之实的敏感活动。
清代洋教士
不得不说，从古至今，西方传教士若不加限制在中国民间为所欲为传教、组织教会，危害性比世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们的有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自由”的范畴。对此，韩鼎晋、蔡维钰等人无疑是清醒的。
但历史留给清朝政府管制西方教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6），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从那以后直到清朝覆灭，大量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泛滥。
不管怎么说，韩鼎晋要求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地上传教的呼声，依然有振聋发聩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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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鼎晋在嘉庆朝做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改变社会局面的那种，是促动了禁赌之风的形成。
应该说中国古人对于赌博危害的认识，绝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社会的赌博之风，由来已久，古往今来，各种赌博形式层出不穷，连斗蛐蛐、斗蟋蟀这种玩趣活动，在古代也不免沦为赌博项目。
为此，中国古代历朝都有禁赌的政策出台，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赌博禁令也层层加码。但赌博这种事，历来是屡禁不绝的，清代康熙以来，禁赌条例固然一直都在，但抓赌行动都是松一阵紧一阵。
到了嘉庆年间，禁赌这种事，跟清代传教禁令一样，只剩书面禁令尴尬存在，但现实社会中到处都有赌博的，政府也懒得抓赌了，谁爱赌赌去，放任自流就是了。
但韩鼎晋又看不过去了。在严酷的禁赌条例下，民间人士躲起来赌博也就算了，关键是越来越多的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中，他们不但参与赌博，还成为组织赌博的庄家。官员参赌、坐庄的危害，远胜于一般民间赌博，这是清朝这艘大船逐渐沉沦的信号。
嘉庆十六年（1811），韩鼎晋上书嘉庆，强力谏言：“大清社会的赌博之风，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远的不说，光是天子脚下的京城，就有很多朝中大员参与赌博、组织赌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嘉庆皇帝当然知道赌博之风盛行，他也不是眼瞎。但就像前述禁止传教事件一样，朝野上下大家都看得到，就是没有人说；既然没有人说，嘉庆也就懒得去管。如今韩鼎晋又站出来说了，嘉庆也就顺水推舟说好：“韩爱卿说的有理，就照此办理，全面抓赌，即刻行动。”
这一次，嘉庆做了行动的巨人。为此，他第一时间派大学士、步军统领大臣禄康，礼部侍郎英和，共同查办京城赌博案。在韩鼎晋的线索指点下，他们剿了很多赌窝，一抓一个准；尤其令人惊掉下巴的是，他们还抓到一条大鱼：兵部尚书富察明亮的“司机”，也就是他的轿夫，竟然是设立赌局的一个大庄家。
富察明亮身为“国防部长”，他本人是大鱼是不假，那为什么说他的“司机”是大鱼呢？这件事谁都不好说破，但人人都心里有数：一个轿夫能做庄当赌局的大股东，要么得到了主子的支持或默许，要么他的主子本人就是赌局的幕后大老板。
事情捅到了嘉庆跟前，嘉庆皇帝只好亲自召富察明亮来问话：“你的轿夫设赌，你本人到底知情与否？”
谁知富察明亮觉悟不高，但凡他亲承知情或不知情均可，关键是要做一番“回去严加管教”表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他偏不，既不说自己知情与否，反倒一口咬定抓赌的步军统领大臣禄康自己也屁股不干净：“他的轿夫也设赌局。”
这一下嘉庆皇帝不淡定了，他找韩鼎晋来谈话：“步军统领大臣禄康真的也不干净吗？”
韩鼎晋只字不提任何一个高官的名字，却说了一句惊天骇俗的真话，他说：“当今天下，凡乘坐大轿的人，他们的轿夫就没有不开局聚赌的。”
听了这句话，嘉庆惊出了一身冷汗：凡是乘坐大轿的，都是高官，照这么说，他们的轿夫没有不设赌的，这样的赌博之风触及的范围也太大了，如此下去，大清不亡才怪。
顺着富察明亮和韩鼎晋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果然查实原专案组组长、步军统领大臣禄康的“轿夫”也是设赌大头目；再进一步追查，赫然发现内阁大学士庆桂、嘉庆的岳父礼部尚书恭阿拉等高官，也都有“轿夫”设赌的问题。
事到如今真相大白，确有很多“部级”高官牵涉设局赌博。但出于可想象的原因，包括韩鼎晋在内，没有谁会实名指控哪个高官本人参与设赌、做庄，统一的、默契的说法都是：“谁谁谁的轿夫设赌。”如果不这么说，打击面就太大了，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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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的抓赌大案，的确打掉了很多赌博集团，不计其数的涉赌小人物被判流放、坐监。至于牵涉赌案的大人物，步军统领大臣禄康、兵部尚书富察明亮均被革职，嘉庆象征性给他们保留了一个副都统的身份，省得他们饿死；而嘉庆的老丈人、礼部尚书恭阿拉，也被降职处理了。
从那以后，嘉庆朝有相当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赌博之风大为收敛，为社会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契机，某种程度上也延缓了清廷的快速衰败。这就是韩鼎晋上书建议禁赌带来的重大历史意义。
韩鼎晋深受嘉庆皇帝信赖，数十次上书谏言，均被采纳意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为官成就。但他这样一个专门揭疮疤、挽救社会时局的清官，在封建体制下注定走不到封疆大吏的高度，各种微妙，不难想象。
嘉庆二十四年（1819），韩鼎晋来到福建担任学政，历时达三年之久，就是在福建学政任上，他留下了【文魁】这块匾。当韩鼎晋回到京城时，嘉庆皇帝驾崩已久，但他依然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倚重。
清·道光壬午（1822）年 韩鼎晋题【文魁】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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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韩鼎晋在工部侍郎的位子上退休，他再也无法影响或改变“社会时局”。但他作为一代清官廉吏，却像一阵清风，吹拂了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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