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逝世，享年90岁。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巨大贡献。 近日，观察者网采访了傅高义教授的生前好友，同样也是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加拿大研究主席傅佛果（Joshua Fogel）教授，请他就傅高义教授的学术成就、中日文化交流等话题谈谈看法。 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观察者网 徐俊】
观察者网：傅教授的成名作是《日本第一》，但后来他也被称作“中国通”，他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国内知名度很高。您怎么评价傅教授在东亚，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研究上的成就？
傅佛果：说实话，我很少阅读社会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或日本的作品，并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实质性内容，而是因为那些作者很少为自己所表达的东西寻找历史基础，通常他们对此也并不在意。不过，傅高义在这方面与众不同，因为他兼顾了历史与时事。并不是所有他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但在你提到的两本书中都可以发现它。
《邓小平时代》曾被激烈地批判过，因为这本书里对于一些问题语焉不详。不过，傅高义还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把一大笔版税收入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傅高义教授与他的作品《邓小平时代》（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作为傅高义教授的一位密友，您也是研究中国与日本的。请问你们有没有互相启发对方呢？你们有没有就什么问题争论过？
傅佛果：傅高义主要关心现代中国和日本，而我是一个历史学者，感兴趣的是以前的事情。他请我读了他最新的一部作品——《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的书稿，并让我提建议和批评，我对此深感荣幸，他在这本书的鸣谢中也向我表达了深深的感激。我们从未就什么问题争论过，因为我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太多交集。不过，我从他的作品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傅高义也主持了一系列关于东亚地区的二战，尤其是中日战争的国际会议，而一些书也就此出版。傅高义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个主题在西方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但却极为重要。我相信他对这些会议进行了资助。我只参加过其中的第一个会议，可说实话，那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趣的一次会议。
观察者网：在傅高义教授的《日本第一》中，他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不过，许多人在谈论日本时，还是会把它的成功归因为其国民性，并且会用那本著名的《菊与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您觉得日本的发展与它的国民性之间的关系为何？
傅佛果：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个人是不相信国民性的，但是我相信文化对人会有影响，这个文化不一定是国家层级的，而一个人也可以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
我认为，对于研究日本的发展，傅高义的方法显然是最好的一个，日本是不是第一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下行，人们也开始重新对其进行思考了。
观察者网：作为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您觉得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交流有哪些非常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对我们今天处理中日关系有什么帮助？
傅佛果：在古代，中国的汉字传入了日本，塑造了日本的文化成就与对外交流，并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近一百五十年间，一些现代化的文化趋势（大部分受西方影响）从日本传到了中国。
我认为，现在提升学术与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久以来，日本给许多外国学生，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和一些贫困国家，提供免费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我相信，这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国际援助。许多得到帮助的中国学生或已在日本教书、工作，或回到了中国。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事情，这将会回馈中国未来的发展。
观察者网：在傅高义教授给自己的书《中国与日本》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谈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了解它的文化和浸润于那个文化中的人。他有没有和您谈到过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异同？在您看来，同样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两国人，会变得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傅佛果：不，傅高义并没有和我说过他对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异同的看法。至于为什么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两国人会不一样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尽管都深受了基督宗教的影响，法国人和德国人也不一样。法国和德国当地的条件、历史等因素都不同。
观察者网：在您的新作《一个真正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以及战争前夕上海的文人世界》一书中，您提到了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内山完造冒着危险，从国民党特务以及日本宪兵手中保护鲁迅。请问为什么在日本军国主义达到高峰之时一些日本人还愿意帮助中国人？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傅佛果：内山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不过也有其他日本人在那时候愿意帮助中国人。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但就是会有人可以看得更远些，跨越自己国家靠当前战争获得短期利益的目的。当年，许多美国人，包括我在内，都奋力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过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遭遇到关押、折磨、或是来自政府的暗杀。我希望现在能有一个人们持续反思政府作为的趋势出现。
内山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朋友和顾客都是中国人，他们是他，以及他妻子生活的支柱。内山与鲁迅的友谊超越了国籍与观点的不同。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观点似乎越来越极化，我们很少愿意和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趋势。
1933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在后者的寓所前合影。
观察者网：您曾提出过一个“汉文化圈”的概念。不过，在一次采访中您认为在近一百年中，凝聚汉文化圈的元素，比如汉字、儒家思想等都在减弱。现在中国、东盟等国家都在积极推动区域整合，中日韩也在就自贸区进行谈判。您认为此时有没有复兴“汉文化圈”的必要？
傅佛果：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不过我认为一些东盟国家并没有儒家，或者使用汉字的传统，汉字在韩国也用得少了。中日韩三国虽然都经常谈论儒家，不过都有比较强的工具性，所以我对“汉文化圈”的重塑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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