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30年时间里，刘玉平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寻找父亲、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人员刘光典。
刘玉平1948年生于沈阳的中共地下情报站。他的父亲刘光典1948年7月经介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开始，刘光典两次赴台湾执行任务，后遭追捕。逃亡4年后，1954年刘光典被国民党抓捕，1958年12月蒋介石亲手签令核准刘光典死刑，1959年2月被杀。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刘玉平就与姐姐刘玉芳、哥哥刘玉胜及儿子刘新宇，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找寻父亲刘光典在台湾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的多方证据，证明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2008年开始，刘玉平将父亲的事迹记录下来。十一年后，《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5月7日的新书分享会上，刘玉平说， “这30年来，遇到了多少困难，真是难以描述。”
该书的出版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据该书策划编辑侯俊智披露，本书从写作、送审、修改到出版前后经历了10年时间，这也是国内首部经审批公开发行的反映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人员生活的作品。《潜伏》原著作者龙一称，这部作品填补了题材上的空白。
近日，该书作者、刘光典之子刘玉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揭秘这段历史。
台湾解除戒严 开始寻找父亲
新京报：你和家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父亲的？
刘玉平：当时有一个背景，在1987年7月台湾解除了戒严，打开了两岸民众近40年的隔绝状态，数万名国民党老兵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这给我们寻找牵肠挂肚的父亲刘光典带来了一丝希望，寻找父亲的道路开始出现转机。
1988年年初，我在北京市已经工作了3年多，姐姐在北京市政协机关工作，她做的很多工作是为一些知名人士落实政策，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不少与台湾有关系的人士，更激起了我寻找父亲的想法。特别是在这一年，我与我的发小、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秘书长蔡怡取得联系，获取了一些相关资料。
1967年，刘玉平姐弟3人
新京报：你第一次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
刘玉平：是在1988年春节前后。当时我和姐姐一起到统战部，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文件中列出了1950年前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牺牲的烈士名单，父亲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得知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同时也是我第一次得到有关父亲情况的官方消息。
新京报：以前有听说过吗？
刘玉平：自1949年4月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记得四五岁时，我曾问妈妈，“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妈妈回答：“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就回来了。孩子，以后别问了。”
那时我并不明白全国解放的含义。爸爸哪里去了？他难道去了台湾？他以什么身份去的？何时去的？何时回来？他回来与全国解放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
刘光典夫妇结婚照
新京报：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是什么感受？
刘玉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又有些难以置信。父亲离开我们太久远了。这份文件也只有短短一行字：刘光典，旅顺人。没有具体情况描述，我们也不能详细了解父亲牺牲的原因、时间、地点。
后来我才知道，这份文件虽然只有一行字，但实在来之不易。这是1950年前后一名在台湾战斗被国民党抓捕坐了10年牢的共产党员收集到的中共地下党在台牺牲烈士名单，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要将这些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份文件使父亲的身份首次得到证实，我们也第一次验证，父亲刘光典为了台湾的解放，被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并献出了生命。
组织认定 追认父亲为烈士
新京报：组织上正式给出结论是在什么时候？
刘玉平：在199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个同志，将姐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对我们正式传达，我们的父亲刘光典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为了台湾的解放，离开妻子子女奔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37岁。
当时，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一席盛宴，但没有一人动筷子。虽然有了消息，但我们想知道父亲去台湾的任务、被捕时间、被捕后的表现、牺牲时间、牺牲后遗体处理等详细情况。
1992年9月，民政部给我们颁发了父亲的烈士证明书。有关部门也为我们亲属落实政策，哥哥和他的妻子、孩子等人，从河北肥乡县农村调回北京工作。
新京报：此后，为找寻父亲的生前事迹，你又做了哪些工作？
刘玉平：我开始从各个渠道搜集文件资料。有一天我了解到李敖先生出版了一套《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通过朋友找到了此书。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刘光典案件的详情，对全面了解父亲在台湾的情况有了突破性进展。我也感到我的责任越来越重，作为儿子，我有责任把父亲的情况搞个水落石出。
后来，我又与台湾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并最后与台湾有关部门打起了一场历时约八年的官司。在非常曲折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交叉印证信息。通过这场官司，也解开了父亲的事迹和身世之谜。
父亲牺牲40多年 终于找到骨灰
新京报：在父亲刘光典牺牲40多年后，你们找到了骨灰。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刘玉平：1991年父亲被追认为烈士后，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置了一个空骨灰盒，同时我们也开始寻找父亲的遗体。1993年我曾致函受难人互助会，请求帮助。十年后，2003年4月2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互助会工作人员王锦松打来的电话，说刘光典的骨灰找到了。
原来，当时，在台湾当局决定对六张犁墓地灵骨塔重修。六张犁墓地的灵骨塔内存放有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普通老百姓的数百个骨灰坛，还有一批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骨灰。在动工前，管理部门向社会发布通告，公布所有在存的骨灰名单。
名单公布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受难互助会工作人员前往核实，发现了父亲刘光典的名字。王锦松等人立即找到贴着“刘光典”三个字，存放着父亲刘光典骨灰的一个浅黄色的带釉小骨灰坛，然后拍照发给了我。离别53年后，经过长年苦寻，我们终于找到了父亲。
新京报：你还找到了父亲刘光典遇难时的照片？
刘玉平：这是在2008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小册子，是父亲被捕一年后编印的，详细记述了父亲如何被捕等当时的境况。
2008年秋天，我又看到了五份来自台湾方面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向蒋介石的报告、案件判决书，以及父亲牺牲前后的两张照片。一张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有“刘光典”三个大字，被押赴刑场；另一张父亲已经牺牲了，仰面倒地，双目怒睁。
蒋介石亲手签令“死刑核准”
刘光典牺牲前
新京报：据你查证，父亲牺牲时留有遗言吗？
刘玉平：卷宗显示没有遗言。父亲被四弹毙命后，随即生前和牺牲后照片和相关报告打给了蒋介石。他们以父亲遗体无家属认领为由，送到军事科学院解剖。
组织揭秘 曾有真假两个“刘光典”
新京报：父亲牺牲的确切消息被证实后，你们有将真实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吗？
刘玉平：汇报了，特别是当我汇报到亲眼所见父亲牺牲前后的照片时，有关方面对此十分重视，一再询问其真实性。过了几天，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们，向我们揭开了一个被尘封了50多年的秘密。
新京报：什么秘密？
刘玉平：原来，父亲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认为父亲是中共中央情报机构派出的人员，可利用价值很高。按对父亲罪大恶极的结论，早应处死，但国民党没有立即将父亲处决。他们一方面将父亲投入监狱关押，另一方面散布谣言说刘光典已“弃暗投明”。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挑选了一个各方面都与父亲十分相像的特务，假扮“刘光典”，派往香港，对新中国进行捣乱破坏。
在当时环境下，受条件限制，有关方面难以辨明“刘光典在港活动”这一消息的真伪，国家安保部门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叛徒刘光典”回内地活动。
新京报：你小时候对这个有印象吗？
刘玉平：父亲被捕以前，我们是革命家属，各方面都有人关心照顾。1954年父亲被捕后，由于怀疑他已叛变，一时又难以甄别，别人来我们家的次数也少了，生活费用也减少了，所住的小四合院也成为有关部门24小时不间断监视的对象。
1955年母亲去世后，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保姆，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实际上，她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监视家中是否有生人来往。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自1954年早春开始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终于在2008年晚秋得以找到最后的答案。此时，我们三个孩子都已步入了老年。
等祖国统一 把父亲两部分骨灰合葬在一起
新京报：据了解，现在你父亲刘光典的骨灰，一半安放在八宝山，一半还安放在六张犁墓地灵骨塔。是出于什么原因？
刘玉平：2008年，父亲的事情真相大白后，当年11月总参某部拨出经费支持我们去台湾祭拜父亲，我们就取回了一半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依旧放在台湾六张犁墓地灵骨塔。因为祖国还没有统一。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统一，也是他当时赴台执行任务的原因。我想，等祖国统一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两部分骨灰合葬在一起。
新京报：这30年来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刘玉平：这些年无论从小家还是从国家的角度都鼓励我做这件事。对于个人小家来讲，这段历史过去一直处于保密之中，作为儿子有责任把父亲的事情搞清楚。作为国家烈士的后代，更要把这段历史搞清楚，了解这批烈士，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过日子。
今年2月4日我父亲牺牲60周年，那一天是除夕也是立春。在那个万家灯火的夜晚，我一直在想，我们不能忘记父辈的骨灰仍然存放在台北黑暗、寒冷的六张犁灵骨塔中，默默地等待盼望着祖国早日统一。为了他们的理想与遗愿，我们也应该为此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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