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财政部网站，登录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102个中央部门2019年度决算报告已悉数公布，更新时间均为7月17日。受疫情影响，财政部改变工作方式，采取非现场无接触方式进行决算审核汇总，使得部门决算得以按往常惯例，在7月中旬如期公开。
为了便于公众查阅监督，各中央部门年度“账本”也同步在中国政府网中央预算决算公开专栏及各部门网站公开。同去年相比，今年公开决算的部门新增8个，均为机构改革后的新成立部门。
去年各中央部门究竟花了多少钱？具体花在哪儿？效果怎么样？随着国家“账本”越晒越细，人们关心的这一连串问题有了答案。
用公开回应群众关切
今年是中央部门连续公开部门决算的第十个年头。
梳理部门决算公开历程，公开数量从最初的90个部门增加到现在的102个；公开内容由最初的2张表格增加到现在的8张表，包括：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等；由单纯地“摆数字”发展为展示绩效和工作成果；公开时间由不同时间发展到集中在同一天公开；公开形式由分散公开发展到同步集中在相同平台发布……外界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部门决算公开，让大家愈发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
“10年来，中央部门决算公开逐步从‘要我公开’转变为‘我要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公开数量不断增加，公开范围逐步扩大，公开内容持续细化，公开方式不断优化。”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的8张“新面孔”，来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的新部门，分别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表明，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基本做到“应公开尽公开”。
“决算公开部门的动态调整，既体现了依法公开原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白景明介绍说，决算公开内容实际上反映出预算改革的全面深化，特别是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深化，使预算管理透明、更有针对性，更令公众信服。
这也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加快推进的有力注脚。“预算规范透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内容。规范和透明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规范性越强，透明度才可能逐步提高。”在他看来，“透明本身就是预算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落实“三公”支出“只减不增”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凡是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支出的此三类费用，便是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一直以来，“三公”经费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压减“三公”经费，则被视作政府过紧日子的重要举措。
据财政部汇总统计，2019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48.74亿元，比预算数减少32.33亿元，显示中央部门落实“三公”支出“只减不增”的承诺效果明显。
以财政部自身为例，2019年度，财政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5450.48万元，支出决算为4613.87万元，完成预算的84.7%。财政部表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
不仅是财政部。在过紧日子的要求下，不少部门2019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少于年初预算，一些部门减少约五成。如自然资源部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8096.16万元，支出决算为4386.3万元，完成预算的54.2%。
再如，国家税务总局部门决算显示，2019年度税务系统“三公”经费支出12.1亿元，比预算数减少8.3亿元，减少40.6%。对于庞大的数字，国家税务总局作出说明，税务系统“三公”经费支出范围包括税务总局本级、派驻机构、直属单位及所属省、市、县税务局共4040个预算单位。
2018年完成转隶的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51128万元，支出决算为13715.6万元，完成预算的26.83%。其中，支出的“大头”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的97.10%，主要是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谈及“三公”经费大幅压减的原因，白景明分析道，一是各部门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三公”经费支出问题，“厉行节约、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就少花”的意识深植于心；二是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比如尽力缩减不必要的公务接待、出国(境)考察等；三是群众监督无形中带来压力。
花出去的钱，要看有没有实效
决算公开不仅要“晒”钱花到哪儿去了，更大的看点则在于财政支出“有没有花到刀刃上、有没有花出实效”。这就如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是要看这钱花得值不值。
今年初，财政部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绩效评价分为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三种方式。财政和部门评价在单位自评基础上开展，评价对象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部门评价优先选择部门履职的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原则上应以5年为周期实现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全覆盖。财政评价优先选择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项目，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实施期长的项目，对重点项目应周期性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今年中央部门绩效信息公开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数量继续增加。”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前财政部将25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394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随同2019年中央决算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参阅，数量比上年分别增长了25%、48.7%。其中，25个重点项目涉及资金2027亿元，涵盖科技、教育、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以科技部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科技文献信息专项”为例，专家经由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方面评价后，认为项目在多元化信息资源建设、多渠道集成融合元数据库建设、扩大基础性普惠性文献信息服务、强化网络安全管理与运行维护等方面成果较为突出，因而给出了得分94.5、评价等级“优”的结论。
预算编制、资金拨付与预算执行、决算和预算绩效，是财政资金管理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政策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俞明轩认为，其中，决算和预算绩效评价可以为下一轮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提供积极的信息反馈和有效的实践数据，帮助精准调整预算目标和内容，使财政资金管理实现闭环管理。因此，公开决算和预算绩效是持续改进与创新财政资金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要建立完善评价结果与预算调整、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挂钩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
永远都应该过紧日子
6月11日，各中央部门2020年度预算“出炉”。最鲜明的特点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102个中央部门将压减“三公”经费总计超过20亿元，相当于较2019年压缩了3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在2020年的财政政策重点中提及，基本民生支出要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中央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中央本级支出下降0.2%，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财政资金要大力提质增效，务必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确定，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一般性支出主要是指党政机关维持运转或是履行职能所需的费用，不仅包括“三公”经费，还包括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等。
“过紧日子，核心是会当家，会用资金，节约集约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俞明轩认为，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体现了共度时艰的决心和勇气，可以促进全社会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实践中，要根据预算绩效和相关依据，该保障的充分保障到位，该压减的毫不留情压减。”他特别强调。
“就‘三公’经费而言，并非最小化就是最优化。实际上，财政支出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承受。‘三公’经费也是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支出。”白景明举了个例子，比如公检法部门的特种用车，就应该达到一定的标准，再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一些有必要的国际会议、谈判，都不可避免需要支出经费。
“事实上，‘三公’经费在总的财政支出中占比很小。政府永远都应该过紧日子，但是仅仅依靠压减‘三公’经费是不够的。”白景明认为。
对此，他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树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意识，争取以最低的成本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建立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制，单位和部门作为预算编制执行的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必须有绩效理念，对项目支出的收益、效果必须予以重点考量，对于绩效评价结果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三是优化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也就是办什么事应该有相应的财政支出标准，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政府过紧日子，不仅是财政管理的变革，更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县级财政都有上百个一级预算单位，每个一级预算单位都有完整的管理机构体系。这使得各部门基本支出齐头并进增长，容易造成财政资金使用集约效应不高。
在白景明看来，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还需寻找治本之策。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扩大资金使用集约效应，是已被实践证明的可行之道。前者通过减并一级预算单位数量，从根本上拓展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空间，如中央层面数据显示机构物业费支出居高不下，而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后物业费则从1900万元降至1100万元。目前部门内部事业单位数量多，运行成本耗费大，有必要大力推进归并部门内部职能相近的事业单位，释放资金使用集约效应空间。
此外，他尤为看重“放管服”改革。“过去，审批往往连带着各种收费。虽然说是收支两条线，但实际上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有一定规模最终回流到了收费主体部门。如今，我们砍掉了一些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本身就节约了人力和物力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依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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