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支义青老人(右一)正在讲述帮红军架设浮桥的过程。
本报记者 邝西曦摄
红军后人正在观看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
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刘佳华摄
一湾碧水，蜿蜒北去。
在广西兴安县城北15公里的界首古街旁，坐落着一座名为“红军堂”的砖瓦房，堂前的湘江宽不过百米。
就是这样一条不是很宽的江，1934年冬，险些阻断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是因为这条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江畔那座红军堂，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渡江指挥所之一。
岁月无言，江水作证。85年过去，记者再走长征路，在桂北大地追寻湘江战役的遗迹，感受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
血战：用生命铺就前进道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关于湘江战役之惨烈，桂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评价。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以及粤军共26个师近30万人，从四面包围，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
既不能北进，也不能南下，更不能后退，红军唯有奋勇向前，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湘江。
在灌阳新圩，红三军团第五师阻击桂军，那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21岁，他后来回忆道：“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的兵力火力，轮番冲击……”部队十分疲惫、弹药不足、敌众我寡，严重减员，战士们在炼狱般的战场苦苦坚守。是役，红五师加上接防该阵地的红六师第十八团，共伤亡3500余人。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中美在一天之内相继壮烈牺牲。”桂林党史专家黄利明说。
“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脚山铺阻击战于1934年11月29日全面打响，战斗空前惨烈，至12月1日红军撤出白沙河防线，2000多名指战员牺牲。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陷入重围，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时任该师第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实现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杀我片甲不留。”
重兵包围之中，红三十四师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除极少数突围幸存外，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突围，负伤后不幸落入敌手，他乘敌不备，断肠明志，英勇就义，年仅29岁。
突破：用信仰书写历史答卷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凌晨，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两句话。当天，各处战场的战斗愈发激烈。
凤凰嘴是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红军在江上过，两架飞机在头上扔弹、打机关枪。江面上漂着很多红军尸体，有很多是老百姓后来去埋的。”家住广西全州县凤凰嘴渡口的蒋济勇老人仍忘不了当时情景。
到12月1日下午，界首和白沙河防线相继失守，敌人封闭了湘江通道。此时，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主力红军也在这天渡过湘江。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陆定一的《老山界》记录的正是当时的情形。翻越老山界后，红军通过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离开广西，进入湖南。
“湘江战役可以说有两个突破。”广西党史专家农丕泽说，一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图谋，保存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达成了突破湘江的战役目的;二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通过对比，认识到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为突破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中央红军过广西，只有短短十几天，但这是挽救红军命运、扭转革命前途的十几天。正如毛泽东作于长征途中的《十六字令》所指：面对有如天塌般的劫难，红军将士们怀着如山般崇高且坚定的信仰，血战湘江，一往无前，砥柱中流，立地顶天。
爱民：用铁纪筑牢取胜基石
1934年12月，红军进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后，红三军团某部经过泗水乡周家村，邀请当地几个主事的瑶民座谈，了解疾苦，宣传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红军走后，老人们顺着他们留下的“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标语笔迹，把两句话刻进石头里，一直保留至今。
广西北部世居着瑶、侗、苗、壮四个少数民族，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铁一般的信仰熔铸铁一般的纪律，战士们的一言一行，各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湘江战役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和侵害。1934年11月29日，《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发布，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还作出“买东西用银元或铜板，不许用苏区钞票;买粮买杂粮不买大米;不与各族同胞争井水、共厕所”等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铁纪，更有柔情。
1934年12月10日，军委纵队驻扎在龙胜县平等一带，敌特纵火烧村寨嫁祸给红军。周恩来一面派部队警戒，侦查可疑之人，一面与其他同志指挥部队救火，保住了村寨和鼓楼。后来，红军还出资救济受灾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指挥救火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审判敌人的地方改名为审敌堂。85年风吹雨打，两座建筑依然安静伫立，人们觉得红军仿佛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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