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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军事新闻
王 林 王贵滨
2004年03月16日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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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新闻思想与中国军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极为倚重、纯熟运用军事新闻,出神入化地对人民群众激励动员与组织推动融合,对中间力量趋利与晓理交互,对敌对势力心战与兵战并用,军事新闻的功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发展自己、克敌制胜的无形力量。
今天,重温毛泽东的军事新闻思想和实践,对于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履行"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使命,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一、"枪杆子"、"笔杆子"缺一不可:毛泽东对军事新闻宣传的功能定位
毛泽东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总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军事新闻宣传的功用,从大局出发来指导军事新闻工作、运用军事新闻信息,而不是单纯地为新闻而新闻。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军事新闻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首先,毛泽东认为报纸、电台是知己知彼的信息源。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面对闭塞的信息环境,毛泽东十分注重利用新闻渠道掌握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1929年11月28日,他在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为了收集到各种报纸,毛泽东曾经派人化装成老百姓,委托小商贩在敌控城镇代订报纸,作为商品包装带进根据地;每次战斗结束后,规定战士将报纸作为胜利品上交;有时还专门指派部队,在战斗中搜索报纸。其次,毛泽东认为新闻宣传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的工具。1944年3月12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嚣,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岁月中,毛泽东率先垂范、亲身躬行,利用新闻宣传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进行引导和指导。在革命早期领导红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他就亲自编辑《新闻简讯》,向红军进行时政教育,他自己编简讯,自己刻蜡纸,自己校对印制,使干部战士了解时局变化,耳目不致闭塞。其后在他的关怀下,党的一系列重要报刊相继出版,《红星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成为我军宣传阵线上的一件件重磅武器。为了指导全局,毛泽东还亲手撰写了近200篇新闻稿件,以他的实际行动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49年4月22日,他从22日2时至24时,亲自挥笔为新华社撰写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3篇稿件,对渡江战役的进程进行了再现和战争不同阶段的任务进行了阐析,极大地鼓舞了己方士气,打压了敌军气焰。再者,新闻宣传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武器。榜样就是力量,毛泽东通过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树立起一大批典型,"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向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再一方面,将敌人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
当然,毛泽东在重视军事新闻的同时,也深知军事新闻宣传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实现。所以他强调"笔杆子"与"枪杆子"两相配合:一方面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战争的结局毕竟是双方的人力、物力等综合力量对比的结果,不能过分强调宣传的力量,自行其是。
当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今军事革命的核心内容,时代的发展使得国际间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在信息空间中的综合国力和综合智力的对抗,战争的目标也相应地从传统的武力征服转为精神征服。这些变革使得作为社会信息传播流通主要载体的大众传媒逐渐走上了国际对抗的前台,成为精神较量、意志比拼的无形作战平台。加上传媒自身硬件的不断发展,其信息承载能力空前增强,信息传输速度不断加快,信息传递质量不断优化,传播空间不断拓展和延伸,使得媒体、舆论可以在瞬间对整个战局乃至整个世界产生影响。不懂得媒体的运用,无异于聋哑人在不熟悉的疆域里进行战斗。回味毛泽东对军事新闻宣传的正确定位,有利于我们在未来战争中用现代战争理念来认识军事新闻宣传的作用,不仅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而且要从战略上将新闻舆论战纳入整体战略,自觉地思考新闻舆论力量的生成使用及战时新闻舆论优势的控制问题,准确把握军事新闻的功能定位,从我们的国情军情出发,对其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的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早进行有远见的、周到精密的准备,为未来军事斗争中更好地发挥军事新闻宣传的功能打好基础。
二、因事、因人、因地而异:毛泽东对军事新闻宣传的艺术化运用
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毛泽东凭借着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和对战争艺术的洞悉,凭借着他对军事新闻宣传的灵活掌握,将军事斗争和军事新闻宣传两手并用,两手都硬、两手皆巧,针对不同宣传对象和战争的客观实际,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新闻战"。
对"敌",毛泽东善于用信息之剑动摇、瓦解对手。战争是斗智斗勇的舞台。在战争中,在强大的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进行政治瓦解,威慑敌胆,使敌人"气伯而师散,虽开全而不为之用",精神崩溃,战斗力衰减,无疑是高明的歼敌手段。而新闻宣传正是实施这一手段的"撒手锏"。淮海战役期间,我军团包围了国民党杜聿明、黄维集团几十万军队。毛泽东亲自起草、修改广播词、劝降书5篇,通过广播敦促他们投降。广播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立即下令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在我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威慑面前,敌军土崩瓦解,全军覆没。仅在陕北台反复播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过程中,就有陷于四面楚歌的14000余名国民党军官兵缴械投降,谱写了一曲小战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凯歌。
对"我",毛泽东善于用爱国主义精神、国家意志凝聚全体军民。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善于用榜样的力量来组织、凝聚军民。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抓好典型","综合宜少,典型宜多"。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倡导广泛开展和报道授奖和创造模范支部、模范连队、模范团的活动。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向国内国外广为传播。……"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提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他还对在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等大加褒奖,号召大力宣扬他们的英雄业绩,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正是他巧妙地运用军事新闻典型报道,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士气,激励斗志,使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奋勇作战,为最终胜利充分开发了"人"的要素。
对"友",他善于利用战争的功利性,晓以利害关系,巩固"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争取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全党全军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率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日力量,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1943年7月,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时,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宣传反击,巧妙利用英美对蒋介石集团的牵制作用,同时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组织了这次宣传反击,以闪击之势出其不意,给予打击,使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英、美、苏大使开会,根据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使蒋、胡不得不改变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迅速地克服了内战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利用官方力量,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利用第三方乃至敌对方的传媒力量。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包括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德国新闻工作者汉斯·希伯等在内许多著名的作家、记者纷纷来到敌后进行采访,受到了党各级领导人的亲切接待,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的生活和采访条件。在接受他们采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善于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通过访谈传递给这些盟国及其他国家民众,并借助他们在传媒的影响力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比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毛泽东在接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访问中提出并经由她传向世界的。这些外国友人深入抗战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在采访过程中不仅考察了解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了解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生活情况,而且还考察了解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反映。在考察访问过程中,他们及时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报道、通讯,通过各种新闻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报道,对打破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敌后抗战的情况,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战时新闻与军事谋略的统一:毛泽东用新闻以"屈人之兵"
长期的战争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堪称指挥艺术的大师和运用媒体宣传的专家。他在运用军事新闻宣传中巧妙将军事谋略蕴含其中,将战争新闻"战术化",成为军事斗争中一柄犀利无比的封喉剑。
1、"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并举。新闻特别是军事新闻贵在神速,毛泽东主张在条件、时机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快速,特别是战报"发得很迟,这不但在对外宣传上落人之后,更重要的是对于前方部队了解情况和鼓舞士气不利"。毛泽东批示将重要战役,主要战果迅速播放,如济南战役、锦州战役、长春战役的新闻及时播发,起到很大影响。但是他又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一旦快速报道将造成不利的后果,就应该放一放、压一压,等到时机成熟再予以报道,甚至"干脆不登"。
2、善于掌握策略,把握好分寸以取得最佳宣传效益。毛泽东在军事新闻宣传中特别讲究策略和分寸感。1943年,他在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应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登载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在这段电报中,大到中央机关报,小到地方小报发什么样的消息,报道内容如何把握等都作了详尽的布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军事新闻宣传注重策略,讲究分寸的思想。"真理多走一步便会成为谬误",任何事物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范围,同时它又是不断的变化发展的。新闻宣传也是如此。此时合适的新闻宣传在彼时不一定合适,在彼地能够报道的在此地则不一定符合战争的全局或受众的需要,军事新闻尤其如此。1946年5月到9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多次指示报纸、通讯社宣传一定要注意形势的变化发展。考虑到当时既要针对国民党的挑衅进行宣传攻势,又要保持克制,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以利政治上解决问题,争取时间,5月22日,他写信给新华社、报社,要求从23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只在报上登载一部分。9月27日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写法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这就是看到了不同时间范围内新闻宣传应该有所区别。以上种种,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新闻宣传上高度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3、战场新闻的"战术化"。毛泽东依靠他对军事新闻的娴熟运用,使其成为运筹军事谋略的天地,将新闻"战术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运用军事新闻宣传手段,克敌制胜。1940年3月《新中华报》刊登、新华社广播的毛泽东撰写的《八路军致九十军书》,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正义的力量和舆论压力,迫使意欲袭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九十军未敢轻举妄动,避免了一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军事摩擦。战争瞬息万变,充满着诡秘色彩,利用各种诡诈手段,施放烟幕弹,制造假象,是战争中的重要谋略、策略。战争的非理性和巨大的功利性,使军事新闻宣传也能相应成为迷惑敌军的重要手段。1948年,为粉碎傅作义军的偷袭,保卫我军守备相对薄弱的石家庄,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有关部队驰援石城,民兵坚壁粮食、断绝交通,同时充分发挥他擅长的军事新闻宣传手段,以弱示强,向偷袭之敌发起了新闻攻心战,巧妙主动地导演了一出既不需老兵扫街又不需登城抚琴的"空城计"。他在7天之内先后为新华社修改了1篇电讯稿,撰写电讯、口播、新闻述评各1篇,分别从10月25日起隔日发表一篇,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偷袭的阴谋,直陈其内心顾忌,指斥其虚弱心理,动摇其意志,瓦解其士气,使其产生我军民"预有准备"、"袭击也恐难收效"的心理,只得仓皇收兵。二是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中提取情报。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我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基本消灭了傅系主力,使其无法西逃。毛泽东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和一些情报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并制定了防敌突围以及进攻两沽与天津的应变计划。1949年1月14日,天津国民党守敌拒绝和平解决后,我军发起总攻,15日攻克天津。17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我军于当日解放塘沽,使傅作义军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来源:军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