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并最终以印军的全面溃败告终。本文作者杨致芳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他受命在前线从事翻译、劝降工作，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中印边境冲突
难忘自卫反击日的炮火轰鸣
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入伍。第二年4月末，我抵达乌鲁木齐，到军区政治部报到后，开始了边塞生活。6月底，我随新疆军区派出的一个联合工作组到昆仑山前沿考察，就这样到了康西瓦，即“前指”（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中印边界局势已非常紧张。
战争引信随时被点燃
从1962年初开始，正规野战军入疆，被调集的各种干部也纷纷走上岗位，包括一批翻译队伍。他们大多是从全国外事单位借调来的英文干部或在读学生。实践证明，对印军工作，印地语、尼泊尔语、乌尔都语比英文更有针对性，遗憾的是，1962年10月之前，在边界西段我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印地语干部，且初步掌握了中印边界纠纷的核心实质。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也极不满意，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但这能怪我吗？5年的大学生活，有3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大学生一起，组织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6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骨干人员是每连抽调的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然后由他们返回连队普及。
7月初，我接到命令，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我的职责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在那里待了没几天，我又被命令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原来，天文点哨卡（海拔约6700米）遭遇印军的严重威胁。天文点军情刚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有变，于是“前指”命令我立即前往。我当时的感觉是，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战争的引信。
反击时间比原计划延迟4天
加勒万防区是中印边界西段的要害区域。战争爆发前夕，我方战争机器迅速启动，山下部队源源上山，前沿工事重新扩大、加固。在中印军事对峙中，双方阵地的正面距离不过40-80米，中方如此之大的军事动作，不可能避过对方的眼睛，然而这些动作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惕和反应。我事后分析，驻守那里的印军王牌杰特联队或许认为，中方只是在为越冬做准备。更为关键的是，尼赫鲁当局及其军事高层始终信奉“我向前推进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信条，且看当年一些印度媒体喧嚣的报道：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随着印军不断蚕食我领土，中央最后决定军事反击。10月中旬，军委传达毛泽东对印军反击作战的命令，总参发出第一道命令：将于10月16日拂晓北京时间6时整，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入侵印军全面出击。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哨所、据点，夺取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要求各重型武器先进行15分钟轰炸，然后投入作战部队全歼印军。然而14日午后，总参突然传来第二道命令：反击时间延后，就地待命。事后得知，地处西藏的边界东段部队未全部进入指定阵地。直到18日傍晚，才接到20日拂晓出击的命令。
10月20日是难忘的一天。零时前，战士们已全部就位，趴卧在战壕中等待信号弹升起，没有人发出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声响。难以想像，战士们何以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中，一动不动地苦熬五六个小时。6时整，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中方全部火力山呼海啸般射向印军阵地。我冷眼观察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不是晚会的焰火，也不是电影画面，我的心情也绝不是轻松，因为片刻之后，就能见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掩体内外。
战斗之初，我听到来自对方阵地一阵短暂的轻机枪之声，但很快便被打哑。炮火过后，第一梯队的战士们潮水般冲向印军阵地。随着第二梯队冲锋令发出，我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向下奔去。我看到，喷火连的火焰喷射器令几十米以外的印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一战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听战士们报告一些印兵逃向大雪山，我马上对着上面高喊，见无人应答，便迅速返回战俘临时收容站。
与印度战俘的兄弟情
收容站帐篷里约有30名印俘，衣着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睡衣、睡裤，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惊恐。在帐篷的一角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眼中流露出不服气的神情，口中咬牙切齿地咕噜着“刹把仕，刹把仕！”（印地语，“好，可以！”、“真棒，妙极了！”之意）。这一镜头在我的记忆中，总是那么清晰。我很快投入到管理战俘的工作中，为印俘登记造册，舒缓他们紧张的情绪，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次，为解决俘虏的某个困难我同当值军官发生争论，我的命令口气和坚决态度被几个印俘看到，他们竟认为我是高级别军官。仅是短短一天的相处，我便成了他们眼中的救星。实际上，我只不过在履行我的职责罢了。
10月21日傍晚，我接到命令紧急赶赴西大沟战场。22日下午抵达时，那里的战事早已结束，大部队连夜乘车进发西藏阿里。23日，我原准备随大部队奔赴阿里，突然接到新指令：去康西瓦“前指”报到。原来，大部分印俘已转往那里，需要翻译。与此同时，印地文、英文、乌尔都文的翻译们也从各单位抽调、借用而来，组成了一支十几人的翻译队伍。
在对印俘宣传教育的同时，中方充分尊重他们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比如成立伙食委员会，由中方司务长、副中队长、医生及印俘代表组成，每周开一次会，制作食谱，汇集印俘的意见。很快，中方管教人员与印俘结下友谊，有的战俘甚至视中方人员为父母兄弟。中方还在战俘营开展了多种球类比赛，组织过三次运动会，还搞演出活动，由印俘们自编、自导、自演。中方为他们放映过《流浪者》、《两亩地》等印度电影及经典中国文艺片《白毛女》等，引发他们强烈的共鸣。
1963年5月，这些印俘启程回国。在返回前，一名战俘托人转交给我（当时我在莎车野战医院工作）一张字条：我亲爱的张国柱（我在前线时的曾用名作者注）：我即将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见一面之后再走，然而，不能见到您了。也罢，没关系。我心中将永远保留对您的怀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带着您的友谊回去。您亲爱的普乐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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