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受到多重保护，有法律上的、组织上的，也有实践方式上的。
1. 强有力的工会是一个巨大的保护网
美国工会组织近几十年来逐渐衰弱，警察工会却是个例外，会员数一直在增加。根据维基百科，美国大概有80万警察，估计其中75-80％加入了工会。这样数目的会员给工会组织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反过来，工会利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在警察的雇主——政府——那里为警察争取到非常好的福利，比如当警察20年后即可享受优厚的退休工资（警察的平均退休金为每年74500美元），这样就可以在还很年轻时就从这个行当退休，去从事另外一个行业，等于同时拿两份薪。
警察工会也为警察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保护：被指控有不当行为的警察可能会享受政府付费的律师，并在与调查人员交谈之前有充足的时间审查证据；在许多情况下，停职人员照样领工资；监督委员会建议的纪律条例可以不执行；警察不当行为的记录可能会被保密，并在短短六十天后永久销毁；即便是表现极差的会员也很难被裁员等等。
造成弗洛伊德死亡的主犯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会留意到在他19年的警察生涯中，居然17次被投诉，包括3次枪击和数次滥用暴力？只是，好像没有对他做出什么纪律惩罚，至少是从来没有被停职或扣薪。
工会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是政治和舆论上的。在很多城市，工会是一支政治力量，其支持和捐款令两党政客垂涎，工会操纵媒体的能力也不容低估。他们支持的立法能够通过的概率就大，他们支持的候选人也容易当选。
工会也坚持公开表示他们的态度，哪位政客如果对他们表示不满一定会被公开羞辱。还记得那张照片吗，在一位警官的葬礼上，绝大部分警察都转过身以背对着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De Blasio）？可以说以整顿警局作为竞选口号之一的德布拉西奥的改革热情，是在参加葬礼那天彻底消失的。
在一个警察的葬礼上，大部分警察都以背对着市长，只有少数没有转身。
只有司法部门可以做刑事诉讼，老百姓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是否起诉警察取决于检察官。靠竞选任职的检察官也很在乎工会的捐款，发生警察枪杀事件后决定要不要起诉时，要说没有一点点拿人的手软的因素，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当然，检察官一般不愿意起诉警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警察与地方检察官之间有工作上的密切关系，还有就是大部分百姓是同情警察的，结果就是陪审团轻易不愿意定罪，检察官当然不愿意为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案子做无用功。
2. 警察开枪是出于恐惧这个信念总能说服陪审团
要让检察官起诉警察已经不容易，起诉后要定罪同样难度非常大。
多少次，根据公开的视频，人们普遍认为警察这次该被定罪了，最后居然又是无罪释放，而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理由是：基于一个“合理恐惧”的法律概念，警察当时认为自己或身边同事的生命受到了即刻的威胁。不说这个信念是否深植人心，至少在法庭上，面对专家和警察的证词，陪审团往往就被说服了，就相信警察真的是别无选择了。
但是，这个信念所依据的中心内容没有科学基础。详情可阅另外一篇文章（又一次命案警察不被指控——揭开警察正当自卫的科学“面纱”），这里只是简单说几句。
法庭上警察必须先下手为强的理由，就是如果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这是由人的大脑指挥动作所需要的反应时间决定的。而所有证明这个信念的“科学”根据都来自于已经退休的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执法教授William J. Lewinski，一个在这方面做过研究，并依此为警察辩护的中心人物。Lewinski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却没有一篇是发表在有同行审阅的报刊上，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被同行评定为“伪科学”。（更多关于Lewinski理论的谬误，请关注前述“面纱”文）
3. 警察可以极大范围地享受合格豁免权
如果刑事起诉不被定罪，老百姓能够走的最后一步就是民事诉讼，而警察可以极大范围地享受合格豁免权。一旦法庭认为警察符合这个权限的享受范围，那么这个案子就不存在了。
警察这份工作无疑是困难和危险的，为他们提供一定的保护天经地义，否则没有人会愿意做警察。合格豁免权就是这样一个保护工具，允许警察在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上犯“合理的错误”。但是，美国的情形是，当警察是被告时，法律的天平过分地偏向了警察。
因为法律语言上的含糊，所以究竟怎样的行为属于合格豁免，缺乏清晰的定义，而且其实践方式也因几个判例不断改变，现在已经鲜有案例能够走过合格豁免权这一关。特别有利于警察的因素大概是下面三个方面。
1）必须没有先例
首先，合格豁免权不是宪法授予的，而是最高法院以判例“创造”或“产生”的。其语言是，原告必须证明被告“违反了已经明确确立的，合理人会知道的法定或宪法权利”，被告才不被合格豁免权保护。
这里“明确确定”的说法就造成这样的实践：凡是没有同样情形判例的都做为没有先例，被告就被保护。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凭常识就知道这样做违法，但是被告就能够用没有先例为理由在法庭上赢。
2）不需要考虑是否违反人权
美国法庭有依照先例的规矩，但也不是不能改，只是轻易不改。一旦改了，就依照新的判例。合格豁免权的判决也是经历过几个变化。
比如，2001年的Saucier诉Katz案的判决确立了审理合格豁免案件的法官必须进行两步调查：（1）是否有违宪行为，（2）其非法性是否得到“明确确立”。
但是，到了2009年的Pearson诉Callahan案，其判决认为上面的两步走框架不是必需的，法官有权根据合格豁免权处理案件，而无需裁定是否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这等于废除了上面两部框架的第一步。自此，原告能够走过合格豁免权这一关的非常罕见了。
3）过分宽泛地理解“合理人”
本来，一般人对“违反了已经明确确立的，合理人会知道的法定或宪法权利”中“合理人”的理解就是一般水平、平均水平的意思。但是1982年的Harlow诉Fitzgerald案的判决，使得越过合格豁免权的门槛大大提高，原告不仅要证明一般人会知道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还必须证明，最不知情、最不合理的人也会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
合格豁免权的实践方式需要改革已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共识，最高法院大法官中Clarence Thomas，Sonia Sotomayor和Ruth Bader Ginsburg也都发表过需要改革的意见。Sotomayor在一份意见书中说，“这向执法人员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它告诉警察，他们可以先开枪，后思考。并且告诉公众，明显不合理的行为将不受惩罚。”
4. 如果警察最后败诉，政府买单
如果原告走过了那么多关卡，最后在对警察的民事诉讼中获胜，警察依然很少面临经济惩罚。
UCLA法学教授Joanna Schwartz一项2014年的研究发现，“在研究的数据范围内，政府支付了原告在诉讼中获得的99.98％的赔偿。”
还有，根据1976年的一项法规，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民权诉讼中代表受害人的律师从政府那里获得报酬。但是，如果案子基于合格豁免被驳回，律师就拿不到钱。这也使得律师不愿意接民权诉讼，给原告带来又一层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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