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韩国一国的问题，却在韩国‘过了度’”
“记得第一次见到雪莉的那天。露出绚烂笑容的可爱少女成长为受人喜爱的艺人，现在雪莉成为所有爱她的人心中永远闪亮的星。”韩国艺人雪莉10月14日离世，其所在经纪公司在雪莉出殡的17日当天发文悼念。由于近些年来雪莉一直是韩国网络上饱受争议与恶评的中心人物，对于她的自杀，很多媒体迅速提及韩国的网络恶评文化。
根据韩国介绍社会现象、热词的《Sunshine Notebook》一书，网络评论是韩国代表性的特色网络文化，其中恶评文化指的是内容、程度超过限度的评论，而进行恶评的人也有“恶评人”“键盘侠”“网络战士”等称呼。作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恶评文化在韩国由来已久。恶评者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低调，中小学生和无业游民占比较高，独居人士也有不少。在网络上，他们大多不是针对特定艺人或政党，而是无条件地对受关注的话题和人物进行恶评。
韩国医学界曾有专家分析认为，恶评、恶意回帖好似酒精依赖、赌博成瘾，一般越是要求恶评者不要进行恶意留言，他们就越想进行恶评;觉得自己很特别、应当受到特殊待遇、存在“自我热爱人格障碍”的人，更容易进行恶评。要表现“快点快点”的速度至上主义在韩国社会蔓延，也是造成恶评泛滥的原因之一——在一则帖子下面，就留言速度展开竞争，纯粹为了留言而留言。
“恶评现象不是韩国一国的问题，却在韩国‘过了度’。”韩国Nocutnews新闻网援引韩国圣公会大学金灿浩教授的研究称，韩国网络善意回帖和恶意回帖的比例是4:10，而在日本善意回帖比恶意回帖多4倍，在荷兰，善意回帖数量也是压倒性的。韩国警察厅统计显示，可以视为恶评的网络损害名誉、侮辱犯罪案2018年达到15926起，比上一年增加20%。这仅仅是报案的数量。
在这样的氛围下，在公众面前曝光度高的人物很容易成为恶评的“靶子”。比如，韩国艺术体操运动员孙妍在被网民攻击为“孙水货”，游泳名将朴泰桓遭讽“吃禁药才能获得好成绩”。艺人明星更是难免此类遭遇。在雪莉之前，饱受网络暴力困扰的韩国自杀明星还有歌手U-Nee、女演员郑多彬、演员安在焕、女星崔真实、变性艺人张彩苑、艺人金钟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追星粉丝中有一类人较为极端，他们被称作“私生饭(fan)”，喜欢跟踪、偷窥、偷拍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日常以及未公开的行程和工作。同时还有一个群体叫“ANTI饭”(Anti Fan)，并产生带有强烈恶意的“ANTI文化”(Anti意为“反对”)。“ANTI饭”会对明星做出各种攻击：寄送沾满鲜血的刀片，手握刀片假扮粉丝与艺人握手，送加了洗洁剂或强力胶的饮料，设立“Anti Cafe”网站……
一位长期在韩国高校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一些专门针对某位明星的“Anti Cafe”里，据说大部分是中小学生，这很让人震惊。中小学生在情绪和理智之间明显缺乏平衡能力，而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往往倾向于灌输“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其结果是严重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意识，加上韩国学生压力大，竞争意识强，匿名网络提供了一个可以肆意释放压力的场所。
多位日本首相夫人是“迷妹”——他们的风光难想象
虽然韩国时有发生的艺人自杀悲剧让人唏嘘，但以艺人为载体的韩流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亚洲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就中国而言，1997年，即中韩建交仅5年，中央电视台就引入韩剧《爱情是什么》，之后《蓝色生死恋》《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等，一大批韩剧陆续风靡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以及东南亚。
“韩流”崛起不仅是在亚洲。1996年出道的韩国男团H.O.T去美国开演唱会时，迈克尔·杰克逊都去观看他们的演唱会。歌手RAIN一度登上美国公布的国际最具影响力人物榜，连续两年上榜。有了RAIN的铺垫，韩国接二连三出现高人气组合，在西方主流音乐界拥有广泛知名度。著名的“鸟叔”PSY，他的一首《江南style》一度登上Billboard 热门100首歌曲的第二名。最近韩国又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男团组合，那就是目前在美国发展的“防弹少年团”，他们的专辑在美国销量第一。
韩流文化影响有多大？以韩流海外最大市场日本为例，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被批越来越像“韩国大妈”，在日韩关系微妙的情况下，安倍夫人“哈韩”的行为遭到不少日本网民吐槽，而韩国政府则津津乐道。实际上，在日本历届首相的夫人中，有不少喜欢韩流者，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妻子鸠山幸曾邀韩星到家里吃饭，前首相野田佳彦的夫人野田仁实也迷韩国偶像。
作为一项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化产品，韩国用商业运作模式把韩流文化产品做成国际知名品牌，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有时连韩国政府也要借助韩流明星达到目的。2011年10月，正在军中服役的玄彬被紧急派往印尼参加活动，原来，在印尼播放的由他主演的电视剧《秘密花园》人气很高，韩国政府希望借此推动武器销售大单成交。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并给予极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颁布一系列法律来加以保护。1999年韩国成立“影视振兴委员会”，2001年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专门研究推广韩国文化的学科。民间资本也一样。不仅三大经纪公司旗下拥有众多歌手并滚动发展，CJ、三星这样的大集团也成立文化公司，对文化影视进行大量投资。
“韩流文化就是国家力量”，这是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提出的一个口号，借助韩流也是她创造经济增长的思路之一。2015年，朴槿惠访华期间特意观看在北京奥体中心举行的中韩友谊演唱会，当时汇集了Sistar、Super Junior、少女时代等众多流行组合。文在寅上台后，韩流明星相伴更是家常便饭。2017年底文在寅访华，韩星宋慧乔、秋瓷炫等出席国宾晚宴。2018年3月，文在寅出访阿联酋，女团Apink、歌手Lyn等助阵。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女儿访韩，韩国男团EXO受邀在青瓦台欢迎他们。
“竞争与恶评近在咫尺，心灵的慰藉却远在天边”
一面是艺人遭遇网络恶评的现象突出，甚至酿出各种悲剧，一面是举国上下重视，艺人明星成为韩国的骄傲，鲜明的反衬让外界感到矛盾和困惑。对此，有研究韩国社会问题的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韩国国内更多是从内部视角来看待明星自杀，没太把它与韩流联系起来。“大概是因为在韩国想当明星的人太多，后备人才多。韩流明星更新换代快也是这个原因。”
“竞争与恶评近在咫尺，心灵的慰藉却远在天边。”韩国《京乡新闻》就如此多偶像作出极端选择评论道。韩国大众音乐评论家朴熙雅表示：“韩国演艺圈不是阶梯式，而是快速成功后直线下降。特别是偶像，年纪轻轻就出道，原本10到20年要经历的事快则仅用3到5年，在签约后7年内要经历所有的事情，所以面对外部的攻击显然是脆弱的。”
前述那位旅韩中国学者说，韩国本就存在“ANTI文化”，它不只是针对明星的，也会针对某个公司、机构、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个人，或某一个特定事件;也不是完全负面的，但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与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其消极面越来越突出。针对明星的“ANTI文化”有很多表面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网络普及不久之后的2007年，韩国曾制定和实施网络实名制相关法律，但后来被裁定为违法。网络的匿名性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保护盾，更何况，韩国社会标榜“自由民主”，突出“个人自由”，结果就是一些人成为孤立、自私又暴躁的存在。
当然，韩国自杀率本就高居世界前列，有压迫性的社会文化，艺人还有自身职业特性所引发的一些特定压力。以雪莉为例，她同时还是2017年韩国谷歌人名搜索第一名，甚至连“亲信干政门”后提前选出的总统文在寅也比不上。普通韩国人真的对她如此关注？专家认为，这是开展“点击营销”的媒体领头、网民恶评紧随的恶性循环所致：媒体刊登名人八卦吸引恶评，恶评者对报道作出响应，媒体再将其作为“争议”重新发布。鉴于此，不少人认为，现在是由媒体首先切断这种共生链的时候了。
雪莉自杀事件发生后，重新导入网络实名制的呼声较高，也有人呼吁制定防止网络恶性留言的“雪莉法”。但过去每次发生此类事件，韩国社会都会爆发大讨论，结果则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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