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深圳，收到一份大礼。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炉，这是自1980年8月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再次被委以重任。
从“特区”到“示范区”，各界普遍认为是“关键时刻的重要升格”，引发诸多猜想。资本市场上，19日A股开盘，深圳本地股集体大涨，近70只个股掀涨停潮，深圳板块市值飙涨2500亿元。同时，坊间不断讨论着中国“顶级城市”的格局变化，还有不少朋友直言要抓住机会，不愿“80年代错过深圳”的遗憾再上演。
当然，《意见》明确的新目标不仅将影响深圳未来的走向，更事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
正如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所言，像过去那样靠一个城市“单打独斗”地参与国际竞争，现阶段是不可想象的，“一定是一个群体”。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一个世界级湾区，四个核心引擎都要能“打”才行。也因此，志在成为“全球标杆城市”的深圳，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引擎”深圳够不够格
过去40年，深圳书写了许多堪称“奇迹”的故事。其中，又以经济的快速崛起，引人瞩目。
2002年，深圳GDP总量超越重庆排名全国第四，此后不久又超越广州，跻身全国三强，“北上广深”该改为“北上深广”的声音不绝于耳；去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9.33万元，远高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在一线城市中遥遥领先。
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足够优秀。若是放大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其他几个世界级湾区来看，深圳要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擎”，仍需努力。
先来看几个基础指标。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张新“王牌”，粤港澳大湾区2018年GDP总量达10.87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总量近1/8。其中，四大核心城市先后排名分别为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这一年，深圳迎来GDP总量首次超越香港的历史性时刻。要知道，1979年，深圳设市第一年GDP仅为1.96亿元，同年香港GDP为350亿元，是深圳的178倍，“深圳速度”可见一斑。
尽管如今香港经济发展放缓，但人均GDP依然远超深圳，以人均GDP排序，澳门第一，香港第二，深圳、广州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希望，深圳能够“再上三个台阶”：“首先通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把人均GDP从2.5万美元左右提升至4万美元水平，达到东京湾区水平；其次，实现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将人均GDP翻番，达到纽约湾区人均8万美元水平；第三，通过科技创新，达到旧金山湾区人均10万美元的水平。”
作为城市经济的基础单元，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这一点，深圳表现一直可圈可点，培育出不少龙头企业。
在今年7月公布的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共有129家，其中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有20家，分别为深圳7家、香港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珠海1家，行业涉及金融业、房地产、互联网、制造业等领域。
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深圳的创新力主要来自企业，这背后其实诟病的是这座年轻城市在高校教育上的短板。
几天前，2019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正式发布，在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名单中，深圳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两所深圳高校，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大学”榜单，分列全球第346名、全球第451名。
对比来看，广州、香港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均排在全球101~150名，领先不少。
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 拿什么留住年轻人
事实上，在这份不足5000字的《意见》中，既有诸多扬长之举，也有明显的补短板之意。比如教育——支持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高标准办好学前教育，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深圳“缺高校”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年，种种迹象表现，其也在极力改变“高校洼地”的形象。另一个问题还在基础教育上，深圳“缺学位”愈发严峻。
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深圳有147.6万中小学生，734所中小学，平均一所学校拥有的学生数量达2010人——多出广州1倍（2018年数据）。
这几天，《南方周末》一篇《深圳为何不愿拿地建高中？》的文章引起不小讨论，为什么在深圳“上高中难过考大学”？一名规划系统官员给出的解释是，建高中既不是区一级的职责，建成后也不属区里的政绩，所以“现在各区都不愿意拿自己的地出来建高中”。
如果教育始终不能让人满意，深圳如何成为“民生幸福标杆”？作为内陆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又拿什么留住那些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没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创新驱动发展又该如何实现？
长远来看，大湾区覆盖约7000万人口，需求、潜能都是巨大的，而唯有一个处处“以人为本”的深圳，才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全球人才、参与世界竞争提供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意见》出给的5大定位中，不仅包括“民生幸福标杆”，明确要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还包括“法治城市示范”，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水平，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事实上，作为一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框架下的融合试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一个关键环节，正是制度规则对接。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表示，制度规则主要包含标准的制度（如行业标准、产品标准、工业标准等）、政府关联的监管标准以及法律标准等三个方面。
在他看来，对接最大的痛点，在于职业管理体制不同，“内地往往都是以单位为主，港澳很多建筑师、会计师、医师自己签字就可以”。因此，要真正实现粤港澳“互认和开放”，一方面应该标准先行、单边开放，另一方面需促进内地全面深化改革。
8月19日，深圳下发通知，将在全市推广前海蛇口自贸区探索的43项改革创新经验，涉及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领域。
深圳成为全球不可替代“节点”这些方面待提升
究竟什么样的湾区称得上世界级湾区？张燕生直言，如果广东的发展水平——包括现代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市场化水平等能达到港澳的水平，就是世界一流的国际化。这既是广东的方向，更是深圳的目标。
事实上，今年2月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时，就曾有评论称，香港在湾区内的“龙头”作用毋庸置疑。一个佐证是，文件中提及香港多达102次，澳门90次，广州41次，深圳39次。
半年后，《意见》发布，深圳被赋予极高地位，肩负着“到本世纪中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的重任。
虽说深圳一直被奉为内地城市的“学习标杆”，但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究竟几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谷歌图书语料库发现，和广州、上海这类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相比，深圳的知名度（话题度）还明显不够。从其自身来讲，两次特殊事件都曾引发较大关注。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获批，这一突破性的举动引发大量外文书籍讨论；到1990年左右，深圳的词频曲线迎来第二次明显上升，被认为与那场著名的“南方谈话”密不可分。
这次《意见》也明确了多项提升深圳国际影响力、知名度的举措，如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圳；支持深圳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建设国家队训练基地，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显然，深圳需要在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增加显示度和美誉度。同时，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深圳必须成为世界市场中那个不可替代的“节点”，如新加坡、迪拜那样，不囿于先天条件的限制，想方设法建立自己的“枢纽地位”，不断提升辐射能力。
诚如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所言，全球城市的本质，就是成为在全球网络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重大节点。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重庆那些“一城独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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