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投入使用的樟宜机场第四航站楼，从托运、通关到登机均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
2018年，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推出了一个名为“智慧路灯”（Lamppost-as-a-Platform）的计划，力图将境内9.5万根传统灯柱改造为复合型平台，配备传感器、人脸识别摄像头，希望推动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革新。
2020年7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将人脸信息纳入电子国民身份系统SingPass，新加坡居民可以“刷脸”使用400多种数字服务，包括申报税收和申请公屋。
但“刷脸时代”仍存在隐忧，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沈茂祯（Terence Sim）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人脸识别技术有被滥用的趋势，而相关法律保护仍待健全。
沈茂祯：上世纪末，技术没有成熟，也尚未被应用。学界聚焦在技术问题本身，怎么才能提高人脸识别的准确性。
回过头看很难想象，当时的电脑功能不够强大，不同于今天，机器学习也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去训练。1998年我刚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大约2000年，我参与了一个名为CMU-PIE的数据集计划（编者注：CMU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简称，PIE的全称为Pose Illumination and Expression，意为姿势、照明和表情。该数据集为68个人拍摄了4万多张人脸照片，每个人包括13种不同姿势、43种不同光线和4种不同表情），最终形成了一个45GB的数据集，那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脸数据集了。
澎湃新闻：最初有人关注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吗？
沈茂祯：最初并没有，人们更多聚焦在技术本身。学界开始讨论隐私问题比较晚，大约在2005至2006年左右。
2008年，我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中的隐私问题，之后被收录在《生物特征识别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iometrics）中。当时我总结了几种数据隐私可能被侵犯的方式：非必要的数据收集、未授权的信息收集、数据泄露，以及违反“目的限定原则”的数据挪用。
比如，保护隐私不能靠“事后补救”，而应该在最初设计人脸识别系统时就考虑好。数据的存储是否安全？用完后，能否做到“限期删除”？出于A目的收集来的信息，会不会在未告知相关个人的情况下挪用于B目的上？
很遗憾，十多年后，很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一些担忧却成真了。
沈茂祯：在新加坡，对于隐私等问题的讨论也出现得比较晚。2008年后开始有讨论，经过数轮的意见征询，新加坡政府于2012年通过了《个人资料保护法例》（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PDPA），保护个人数据安全。
智慧路灯（LaaP）计划是在路灯柱上安装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它可以监测空气质量及交通流量，了解停车位余量，收集行人数据，该计划希望为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提供参考（编者注：LaaP计划于2022年前更新新加坡境内的9.5万个路灯。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发言人曾在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智慧路灯也可以对人群进行分析并支持后续调查 ）。类似的智慧路灯计划也出现在欧美，人们对此评价不一。
奇怪的是，2018年新加坡启动试点后，几乎没听到什么后续讨论，大家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脸被路灯拍到。实际上，新加坡人关注数据隐私，比如自己的医疗信息、金融数据，但尚未关注人脸信息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原因有二，一是人们渐渐习惯了摄像头的存在，商场门口、楼宇的出入口，到处都有，二是有了PDPA的保护，人们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果真如此吗？
沈茂祯：没错。TraceTogether之外，为了覆盖那些没有智能设备或不熟悉使用智能设备的人群（比如老年人），新加坡政府推出了Token，一个类似Airpods的小型设备。
值得注意的还有Token的数据存储方式，它并不会自动上传你的个人信息，只存在Token设备内。只有当持有者确诊新冠时，才需要上交Token设备给医务人员，进行后续的接触者追踪。在这里，个人数据并非目的，追踪接触者进行防疫，这才是目的。（编者注：纽约大学AI Now研究中心全球战略及项目总监Amba Kak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国际红十字会在分配人道主义救援时使用了生物识别技术，但决定放弃建立一个中心化的生物特征数据库。）
澎湃新闻：您曾对两个不同概念“身份验证”（Proof of Identity）和“使用凭证”（Proof of Authorization or Credentials）作出区分，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实名制的身份验证，人脸识别这项技术有被滥用的趋势吗？
沈茂祯：当我们使用生物特征信息进行身份验证时，我们所做的是确认你的身份，它需要我们提供高级别的个人数据，系统也需要保证高级别的安全性。
但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去电影院、动物园、演唱会，需要出示的是门票，也就是使用凭证，付费购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入，并不需要实名制。对方需要的也只是这个使用凭证，无权获得额外信息。当然，有时你需要提供身份证，证明自己已经成年了，可以看分级电影，或者购买酒精。
二者之外，还有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Proof of Presence——不仅需要确保是本人，本人还需要在场，比如选举投票或结婚时，不可以假以他人。
我们需要区分这些概念，警惕技术的滥用。2016年，新加坡曾考虑在地铁闸口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以提高乘客通过效率，这非常糟糕。搭乘地铁，有使用凭证就足够了，无论是单次的地铁车票，还是储值卡，并不需要实名制。
澎湃新闻：但新冠疫情会让这些边界变得模糊吗？以中国为例，出于防疫需要，如今人们搭乘公共交通、游览景点，都需要扫码登记。
沈茂祯：传染病大流行是特殊情况，我想类似的特殊状况还有恐怖袭击——遭遇恐怖事件时，出于安保需要，政府总是希望能够知道所有人的行踪。但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追问，等到事件平息后，个人数据会被删除吗？
即便没有新冠疫情，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危险趋势，相较于简单的使用凭证，越来越多商家和机构开始要求提供生物特征数据进行身份验证，这种滥用真的必要吗？（编者注：2019年，瑞典数据监管委员会The Swedish Data Inspection Authority对当地一所高中开出了第一张基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罚单，认为该校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记录学生出勤率违背了GDPR规定，违背了收集数据的“必要性”原则。）
澎湃新闻：这是否对数据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沈茂祯：政府需要先制定更完善的法律去保护个人隐私，确保个人的生物信息不被滥用。而科技公司也需要确保这些信息不容易被人盗取。
我认为，人们不能盲目假定法律可以保护一切，我们可以对政府、商家提出要求，明确哪些应该是禁区。在生物识别应用不断扩张的同时，需要留有传统的身份验证方式。
供应商往往会声称他们的算法准确性极高，但谁能验证供应商的自说自话？可以有行业审查，比如每年、每两年进行评测、审查。
前面提到的第三方也很关键，第三方可以独立于政府和技术供应商之外，相较于普通民众，他们了解技术，也了解法律，理想状况下，我们需要有“看门狗”（watchdog）这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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