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狂人”原型在上虞(下））
（接上期）
1915年前，阮久荪的三哥阮和荪在河北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山西当幕僚，于是，阮久荪也去山西任职，以便得到阿哥的照顾、帮助与指点。阮久荪在繁峙县做判官，因胆子小，不肯冤枉人家，被人吓了后，神经错乱，觉得山西繁峙县的绅商各界到处都布下了谋害他的天罗地网，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一度患了“迫害狂”的病症，因此弃官回家。1916年10月24日，阮久荪离晋之前，就发信给表兄鲁迅，告诉他要进京找他。他和鲁迅情同手足，平时有事经常和鲁迅一起商量，往来信件十分频繁；他连平时的积蓄，也请鲁迅代为保存（据阮久荪之女阮雅章先生口述）。
1916年10月30日傍晚，鲁迅先生正坐在灯下看书，突然，一个30岁左右、神色慌张、头发散乱的人来到北京绍兴县馆找他。鲁迅仔细一看，原来是在山西法院做判官的表弟阮久荪，于是, 鲁迅就热情地倒了一杯茶给他喝。久荪一边喝茶，一边告诉鲁迅，自己在太原时有人要想来谋害他，并一路跟踪他……正在谈话间，突然，隔壁有人来敲门，他听到后又忐忑不安起来，把茶杯一放，倏地站了起来，慌慌张张地躲到书柜后面去。鲁迅看到他这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料是神经过敏，就劝慰他说：“不要怕，这是隔壁人家在敲门，不是我们的。”他这才从书柜后面慢慢地走出来，并且还不停地东张西望，生怕有坏人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对鲁迅说，自己现在还住在西河沿的客栈里。深夜，他只要听到楼上的旅客有“橐橐橐……”行走的脚步声，或者听到隔壁旅客的什么声音，都认为那是在跟踪他来谋害他的人，于是，房间换了一个又一个，总觉得客栈里不安全，想换个安全地方。仿佛到处都布下了天罗地网，他再也无法逃生似的。鲁迅很同情他，就把他安置在绍兴县馆里暂时住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鲁迅刚刚起来，忽然有人“咚咚咚”地来敲门，又急又猛，马上开门一看，原来又是他的表弟。阮久荪一进门便颓然地倒在椅子上，口里喃喃地说：“今天要被拉出去杀头了！”声音十分凄惨，并且把写给他母亲和姐姐的两封绝命信交给鲁迅，托鲁迅代为转交。
“狂人”的绝命信内容悲惋凄绝，反映了被迫害狂者的心境。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阮久荪沿途看到荷枪站岗的巡警，又吓得面无人色，眼睛里充满了恐怖和阴森的神情。到了医院，鲁迅赶忙把窗帘放下，他这才稍为好了一些。他在池田医院治疗了约有一个星期，但仍然经常说胡话，没有见效。鲁迅先生每天去探望他，直至久荪出院，同时鲁迅还为他付了住院费用，又为他配了一个月的药。因公务在身，鲁迅不能陪同他返绍，便于11月6日派工友蓝德护送他南归。
阮久荪回到上虞肖金后，一直在家静养。鲁迅先生十分关心表弟的病情，经常寄钱带药。同年12月5日，鲁迅归省祝母寿时，路过上海，又特地“往东京制药会社为久荪买药三种，量杯一具。”连吃药用的量杯也考虑到了，真可谓关怀备至。这一切充分说明了鲁迅对其表弟的关心和照顾。阮久荪也曾给鲁迅寄去两篓干菜。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足见阮久荪对其表兄的感念。
在表兄的关怀下，又经旁人的开导，家属的劝慰，阮久荪静心养病，神志转清，病情渐好。1923年前后被人延聘，在绍兴马鞍一带教书。
不久，阮久荪就回到老家坐馆教书，过着清贫的生活。女儿阮雅章回忆：“父亲长长的头，有些秃头（癞）。做诗很好，为人忠厚老实，同情劳动人民，对穷苦的孩子学费少收一点，甚至不收。”“父亲在1938年4月14日夜里，突然肚里痛起来（患阑尾炎）而死的。那时，我已十四五岁了。直到父亲死后，一部分学生还经常送米送鞋等物。”可见他与学生关系之亲密。
阮久荪的被迫害致狂，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一直想根据这些素材写点东西，但总未能下笔。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鲁迅才认识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两年前，表弟的病狂形象在他的心底里渐渐地活动起来了；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启迪下，经过长期的酝酿、精心的构思，终于完成了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划时代的伟大作品《狂人日记》。
从阮久荪的家庭看鲁迅先生所写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及其家庭相对照，二者在一些主要方面都是相吻合的。如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无父，只有母亲，大哥当家；阮久荪7岁丧父，35岁母死，在28年中有母无父，家庭也靠长兄主持。“狂人”家是“谨守古训”的地主家庭，阮久荪的父亲是秀才，家庭也是地主。“狂人”小时受大哥的封建教育，在家里处于被统治地位；阮久荪比其长兄阮罗森小十四岁，行动自然要听从作为家长似的长兄来支配。“狂人”上了“洋学堂”；阮久荪上过法政专门学校。“狂人”有个妹妹5岁时死了；阮久荪也有个姐姐早夭。由是而观之，《狂人日记》中的原型是阮久荪，这一点已确定无疑了。
(该文曾刊登于《上海鲁迅研究3》，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百家出版社出版。笔者系浙江省鲁迅研究学会会员)
(原标题：“狂人”原型在上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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