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2019年5月10日，尽管中方磋商团队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到华盛顿，谋求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但令人遗憾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陷入某种极端非理性状态的美方决策者仍然决定将贸易限制措施升级：根据美方的表述，从5月10日中午12时之后，将已经执行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升级到25%；并明确表示已经启动对剩下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征税25%的相关程序。同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美方同时对中方表示，希望在20～30天时间内达成协议，亦即要求中方全盘接受美方的要价，谋求以“极限施压”实现“胜者通吃”，迫使中国在2019年的某个时候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
为了阐述观点和内在逻辑，美方带着溢于言表的兴奋、愉悦和自得，在美国时间2019年5月10日上午4时到5时，连发了八条推文，相关内容简要叙述如下：
其一，美国正在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绝对地”受益，“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关税，对美出口的2500亿美元商品都要缴付25%的关税，这些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美国财政部”。
其二，美国已经继续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且可能因此获得1000亿美元的税收收益，这些收益将可能用于帮助美国农民，收购他们原先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然后遵循“粮食换和平”的方案，用于援助那些遭遇贫困和饥饿的国家。
其三，有各种办法帮助美国农民渡过难关，对中国的征税已经让美国受益，美国形势将因此一片大好，而中国的发展速度将因此显著放慢。
认真梳理这些具有社交媒体属性的言论，并归纳总结之后，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常自诩精通“交易艺术”的美方决策者，在错误认知的引导下，采取了某种看似“极限施压”，实则属于“自残式”博弈的策略，而这最终将可能导致寄托着个人政治前途以及“美国再度伟大”雄心的“政治豪赌”陷入“血本无归”的窘迫境地。类似这种风格的博弈策略，以及具体案例，在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上，曾经在“古巴导弹危机”这一时段中有过清晰的体现；仔细想来，也真的是让人感慨造化弄人。
为什么说美方这种博弈策略具有“自残式”的特点呢？最主要的理由，是美方作出判断时所依据的认知，也就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杰维斯所说的“知觉”，是一种扭曲乃至错误的知觉。具体来说，其存在的扭曲包括：
第一，时空认知扭曲，将21世纪的世界当成了19世纪的地球。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收益绝对增加、中国收益绝对受损，是将19世纪重商主义的逻辑套用到21世纪。这与现实存在显著差距。
第二，市场规模认知扭曲，将中国市场当成可以随便被替代的市场。美方非常清楚，在选举年不能实质性损害共和党基本票仓，即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因此，美方“创新”地认为，可以在2019年复制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实施的所谓“食物换和平”的做法，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拿出一部分，购买美国农场主原本销往中国的农产品，并将其提供给世界上遭受贫困和饥荒的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根据2017年执行该计划的美国对外援助署的年度报告，2017年全年“食物换和平”计划从美国农场主购买的粮食总量是140万吨；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的统计报告，中国2012年从美国进口大豆2597.2万吨，棉花148.0万吨；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大豆3285.5582万吨。显然，这两个市场规模完全不同；而且，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农产品，主要用途也不是美方某些人认为的“食用”。
第三，经济规律认知扭曲，无视美国相关机构频繁发出的警告信号。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迄今为止，美方代表并未真正尊重美国国内相关机构通过务实研究得出的警告信号。比如世界贸易伙伴公司在2019年2月就发表了题为《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评估》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数据是比较冰冷的：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93.4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按照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增加767美元；如果将剩下的约3000亿美元对美出口一并征25%的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21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加2000美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大致在10%左右，10%以上部分的关税增加额度必然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不管是个体消费者还是制造业企业。当然，这个压力有一个传导过程，根据美国零售业联盟（NRF）分管供应链和消费者政策副主席乔纳森·戈德的评估，如果关税水平持续维持在25%的水平，那么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就会在美国真实地出现。
很显然，如果不出现巨大的意外，这种扭曲的认知所导致的“自残式”博弈策略，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中长期利益。但美方仍然采取了这种策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对手，通过充满“某某气势”的叫价方式，可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压倒中国，进而迫使中方作出重大让步。
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无感觉的。中国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美方要价内生缺陷的同时，需要准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面临的真实压力，避免出现“不战而降”“惊慌失措”以及“被动等待”等不当应对，以勇敢夺取中美战略博弈的阶段性胜利，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确立更加准确的认知，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第一，中方应该准确区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链挤出”，避免过高估计美方极限施压的实际效果。在此轮美方施压消息传来之后，部分企业从中国大陆转移至其他区域的案例，及其被论述成为“产业链正在被挤出中国”，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之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对美国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不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进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持续不断地从低端向中高端移动。第三，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的分析，不能机械地局限在以工资衡量的人力成本领域，而需要结合相关产业的整体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简而言之，与其说现在出现的“部分企业外移”是所谓美方贸易战压力下的“产业链挤出”，不如说是加速进行本就在进行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进程。
第二，辩证理解作为理念的“创新”与作为现代生产活动组成诸环节之一的“创新”，避免机械的理解导致陷入“美国仅靠创新就使中国只能陷入战略被动”的错误认知框架。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一种系统化的综合性竞争，不是由哪个单一环节的局部特征所决定的。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两国客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这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是覆盖创新、制造、产品、市场等诸多环节的完整体系，是主要在市场逻辑驱动下客观形成的。对市场投资力量来说，美国创新—中国加工制造—全球销售，是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一种安排。如果说美国在创新端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在加工制造等环节对美国也形成了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分布决定了中美两国合则两利；如果一定要切断、要折腾中美这种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那注定只会两伤。执意要用单一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论述美方可以全胜，而中方会全输，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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